人要是認上了一種死理，你就是擺出再堅硬的邏輯和再多的反面事證也無法把他喚醒——我這里說的是該不該對法官的審判權進行監督的問題。

　　相當一些法學學者，一聽到要監督法官就氣得跳腳。大約一年前，最高法院就法官的職業行為向社會公布“五個嚴禁”，鼓勵包括案件當事人在內的民眾進行舉報。著名學者秋風即憂心忡忡地撰文稱：“現在的辦法很可能鼓勵當事人對法官的懷疑和蔑視。”“這樣一來，法官的權威、尊嚴似將不復存在。”一些學者更早就表達過，認為法院在司法改革中試行的“錯案追究制”違憲。

　　他們認為，要讓掌握了巨大的公權力的人廉潔奉公，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監督他，制約他，讓他不敢；另一種是尊重他，崇拜他，讓他自重，所謂“良心自治”。“整個社會對待法官，相比于對待行政官員，應給予更多信任，多尋求內部監督之道。”“對法官的約束，整個社會應當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官群體的自我約束。”——也就是說，“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的官僚定律，對于法官無效。

　　這些學者堅持認為“尊重一個人也是約束他的有效辦法”，希望民眾能夠把法官作為“法律的化身”來尊重和崇拜。可是，幾千年來，我們一直把皇上當做天神的化身來崇拜，把直接負責斷案的郡縣令當做“父母官”、“青天大老爺”來尊重，也沒見效果在哪兒。

　　在這些學者看來，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夠獨立地裁判案件”。確實，現實中，有大量的枉法裁決是因為黨政機關、黨政領導干預、施壓，以及地方保護主義造成的。但這遠非全部。法院日常處理的絕大多數案件，是法院本身完全可以獨立裁判的，出現枉法裁決，責任推不到別人頭上。法官發生腐敗，更不能辯解說“是別人把我干預腐敗的”或者“因為在現行體制下，法官的權力太小，所以我就腐敗了”。

　　這里邊的疙瘩就在：“獨立審判”之外，還能不能或該不該“加強監督”。“獨立”與“監督”本來互不矛盾，卻硬被辯成了互不相容，互相取消。只有在強有力監督之下的法官獨立審判，才能獲得民眾信任，不是嗎？

　　斯洛伐克“在司法獨立后，法官們保留和發揚著一貫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形成了法官階層緊緊抱成一團，同時與實權階層和經濟寡頭等社會精英聯盟的局面”——這是南方周末，而不是環球時報曾經刊載過的報道。

　　前天，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被初審判決受賄罪和貪污罪罪名成立，處無期徒刑。按說持以上高論的學者會消停兩天，然而并不。昨天就有報紙發表社論省思大法官為何淪為罪犯，仍繼續堅持上述說法有理。整篇文章回避“監督”兩個字，完全寄希望于“司法人員自愛自重”，“以身作則，謹守分際，以最高道德標準相繩”，又繞回到“司法職業化”和“法官尊嚴”上去了。

　　這篇不知由哪位學者代撰的社論，“省思”出來的大法官貪腐原因，首先是“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人事管理上，法官長期與普通行政官員混為一談，其職業獨特性———專業、獨立、中立、公正反居次位”。該文作者似乎忘了，黃松有正是以“學者型法官”著稱，在被雙規之后還有論文獲專業大獎的，誰曾把他“與普通行政官員混為一談”？

　　該文“省思”出來的還有一條原因就更胡扯：“我國法官，無論從地位與收入，與一些法治國家法官擁有高薪養廉、嚴格身份保障與高度社會尊重，似乎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知道，歐洲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不同，他們一直把法官作為公務員管理，不同級別的法官薪金參照相應級別公務員薪金而確定。難道這些國家(包括了除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至今還都不是“法治國家”？

　　問題是，這種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常識的觀點，在學界并不“邊緣”。去年年初，何兵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與秋風辯論，結果，在他博客上的跟帖，幾乎是一邊倒的斥罵。我寫這篇小稿也怕挨罵，所以聲明在先：中國法官脫下大蓋帽換穿法袍的新聞，是本人最先獲悉線索后安排記者采訪并編輯見報的，“反對司法改革”的大帽子戴不到我的頭上。(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