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時期，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已成為各級各地政府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去年年底的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會議更是把維穩工作上升到了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新高度，不僅要求政法機關，更要求各級各地黨委政府高度重視維維穩工作的重要性。

　　各地面對巨大的維穩壓力，新年伊始，就出現了兩個比較極端的案例：一個是四川內江的搶尸案，一個是貴州安順警察察槍擊案。用地方政府的說法，這兩個事的初衷都是為了維穩，但結果卻走向了反面，這與一些地方政府對穩定狹隘、片面的的理解有關。

　　為歡度春節之類的“一時之穩定”和保證某一活動順利舉辦的“一事之穩定”、厭惡異議和糾紛的“無矛盾之穩定”以及不分是非、不惜代價的“封口式或擺平式穩定”。這種穩定觀本質上是排斥糾紛和壓制糾紛的罪惡糾紛觀，對矛盾、糾紛過于敏感，視矛盾、糾紛為秩序和穩定的對立物，把糾紛作為不必要、不正常的惡，從而對糾紛采取否定性態度。

　　新近，四川內江搶尸案和貴州安順槍擊案可謂沸沸揚揚，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從一起糾紛或悲劇事件而誘發更大矛盾或更慘烈事件的連鎖反應，對卷涉其中的任何一方，甚至對一個社會來說，都是不幸之事。然而，在這兩起事件中，形象最受損、最感到窩火，但最應當反思并最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的，無疑當屬有關地方行政機關。

　　之所以作此論斷，在于兩起事件的起因幾乎與當地行政機關無涉，但行政機關卻引火燒身，且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事件的助推者。四川內江搶尸案源于一起交通事故及由此出現的醫療爭議，安順槍擊案緣起于兩家相親不成而出現的賠償糾紛，都是典型的、純粹的民事糾紛，原本可能根本無需行政機關介入，當事人雙方通過法律途徑甚至自我協商就可以順利解決。但行政機關卻不介意引火燒身，主動介入；主動介入也就罷了，起碼要充當“滅火器”，能夠大事化了。然而，恰恰令人唏噓的是，行政機關的介入不僅沒有平息矛盾，反而使矛盾迅速轉化和升級：由民事糾紛轉變為官民矛盾，由個人糾紛上升為社會公共事件，行政機關隨即成為矛盾的焦點，遭受當事人和公眾的雙重質疑和聲討。后果是，政府部門不得不出面澄清，處理相關官員，乃至賠償。

　　透過這兩起事件，有三個問題值得行政機關反思：

　　一是以何種視角看待矛盾和糾紛？兩起事件的發生和處理，都是行政機關打著“維穩”的旗號進行的，但卻暴露出當下流行的穩定觀存在的問題。四川內江搶尸案，是因為行政機關擔心家屬可能會拿尸體作要挾，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提前介入而引發的。貴州安順槍擊案發生后，在警察開槍是否合法尚未調查完畢的情況下，鎮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通過借款方式付給死者家屬遠高于該鎮財政收入的補償金。維持一個地區和國家的穩定并沒有錯，關鍵問題在于維持的是什么樣的穩定、以何種方式維持穩定。

　　對政府和行政機關而言，穩定應當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長治久安，它既非無任何糾紛和矛盾的世外桃源，也非沒有原則和尺度的混沌狀態。但在如這兩起事件中的一些行政機關眼里，這樣的穩定觀念卻演化為歡度春節之類的“一時之穩定”和保證某一活動順利舉辦的“一事之穩定”、厭惡異議和糾紛的“無矛盾之穩定”以及不分是非、不惜代價的“封口式或擺平式穩定”。這種穩定觀本質上是排斥糾紛和壓制糾紛的罪惡糾紛觀，對矛盾、糾紛過于敏感，視矛盾、糾紛為秩序和穩定的對立物，把糾紛作為不必要、不正常的惡，從而對糾紛采取否定性態度。這樣的觀念容不得有異議和糾紛，對出現的糾紛和矛盾，要么千方百計予以壓制，要么“花錢買平安”，追求的都是形式上的“穩定”。表面上，一個地方、一個時期可能風平浪靜，但是被壓制的、未公平解決的矛盾和糾紛不斷積累，一旦達到極限，將會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

　　二是以何種立場處理糾紛和矛盾？反對行政機關過早或不合時宜地介入糾紛，并不是要求行政機關遠離或逃避糾紛。在現代社會中，行政機關已成為解決矛盾和糾紛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起事件中行政機關基于避免事態擴大而參與到事件之中，或許并不是什么大錯。不過，既然是解決糾紛和矛盾，首先就要秉持中立立場。唯有行政機關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無私心雜念，方能贏得當事人的信任，才有化解矛盾和糾紛的可能。

　　貴州安順槍擊案中，派出所兩位民警高高在上的姿態，早已為悲劇的發生埋下了伏筆。四川內江搶尸案中，有關行政機關名義上是處理爭議和問題，但實際上充當著一方當事人角色，不允許雙方見面，車禍肇事的公交公司和出診的內江中醫院甚至根本沒有露面。在錯誤的維穩觀念下，行政機關在處理爭議過程中已喪失了中立立場，摻雜了諸多自身利益的考量。

　　三是以何種方式化解糾紛和矛盾？兩起事件中，行政機關為達到平息事件的目的，都動用了強制手段，而這正是矛盾激化的重要誘因。內江搶尸案中，政府早已安排警方待命，最終發生警方與死者親屬爭奪尸體的怪異現象，并對當事人實施不同程度的控制，限制相關人員的人身自由，而這也正是當事人不信任行政機關，進而發生沖突，導致事件升級的重要原因。安順槍擊案的發生，更是直接源于警察動用武器。雖然一些人士提出當下中國警察用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主張警察應當大膽用槍。不過，從本案的情況分析，空泛談論用槍的多或少意義不大，關鍵是要看警察用槍是否必須、合法。盡管事件仍在調查之中，但現有一些報道表明警察用槍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尺度都值得懷疑。其后，鎮政府迅速給予死者家屬補償的做法，似乎印證了人們的這種懷疑。與內江搶尸案如出一轍的是，在安順槍擊案發生后，當地政府同樣動用大量警力聚集路口，死者家屬因擔心被強行搶走尸體而不得不降低要求。

　　事實證明，不管是行政機關處理他人之間的矛盾、糾紛，還是解決自己與公民、組織之間發生的矛盾或沖突，只有用平和的方式才能換來矛盾和糾紛的和平解決。一旦動用強制力和武力，甚至只是擺出動用的架式，對當前一些官民關系緊張的地方而言，都潛存著招致事態惡化和升級的危機。貴州甕安事件后，一些高層領導告誡行政機關要慎用警力，以免事態擴大。不過，甕安事件猶在耳畔，內江搶尸案和安順槍擊案就再度上演！即使如此，人們依然期待著一而再、再而三的悲劇重演能換來有朝一日的寧靜與和諧。(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 楊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