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海關總署公布：2009年中國外貿出口達12016.7億美元。而根據德國批發和外貿協會的估算，德國2009年出口總值為11700億美元。據此有報道稱，這意味著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同時有人預測，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時間，西方媒體又開始對中國說三道四。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回應世界對中國的“刮目相看”？圍繞著中國是新興的發展中大國，還是已成“世界超強”的爭論，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前APEC(亞太經合組織)高官、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嵎生。

　　現在不宜進行國際攀比

　　半月談：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中國發展速度之快，成就之巨大，您在長期的外交工作中一定深有體會。您如何評價中國的發展成就？

　　王嵎生：幾十年的發展成績喜人、催人奮進，我在外交工作中有深切的體會。過去在國外，總有人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有時會生氣地拿身高說事，問他們：“你見過有這么高的日本人嗎？”現在他們見到我總是笑臉相迎地說：“您是中國人吧！”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巨大變化令世界刮目相看。這種成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體中國人民努力的結果，也與時代變遷和國際形勢變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中國的發展成就，令中國人感到自豪，鼓舞士氣，提振信心！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人均GDP剛超過3000美元，還只是日本的1/10，與美、德、英等人均GDP三四萬美元的國家存在更大差距，即使與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差距。作為生活水平另一個指標的城鎮化水平，中國與發達國家也無法相比。

　　當前支撐我國高速發展的仍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發展模式，我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積累了很多問題。資源過度開發，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更加內斂，更加注重解決自身不足，而不是進行國際攀比。

　　中國人應當客觀看待自身發展，保持理性與清醒。專家學者和媒體更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要提醒國人不能飄飄然。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四個“一定”時首先就提到“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這絕不是無的放矢。

　　半月談：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的數目”。您認為，中國應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建立穩定的核心競爭力？

　　王嵎生：首先，從大戰略來講，中國需要制定既適合本國國情、又符合時代潮流的戰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無國界傳播的歷史機遇。

　　第二，中國必須走科技創新的道路。沒有科技創新，中國只能重復低水平的勞動，“中國制造”永遠上升不到“中國創造”，中國的發展必然受制于人。

　　第三，要學會并用好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趨利避害，力爭主動。過去，我們一直在片面強調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實際上，“融入”這個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國際經濟體系的游戲規則都有利于發達國家。要扭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國要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國際經濟制度的變革。

　　第四，要充分利用新出現的機遇，為我所用。比如，IMF特別提款權改革、中國-東盟自貿區、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正在醞釀的東亞共同體，都為人民幣逐步有序的國際化提供了良好機遇。

　　不要陷入西方話語權的陷阱

　　半月談：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要求中國向IMF捐資救助他國和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的呼聲日高。中國政府在踐行“負責任大國”承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您對此有何評價？

　　王嵎生：中國責任論是西方話語權的產物，它的潛臺詞是說中國以前不負責任，這是嚴重不符合事實的。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上世紀50年代，在反帝、反殖的時代潮流下，中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發展中國家獨立與發展。上世紀70年代后鄧小平多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支持在APEC營造“大家庭”精神。現在，中國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和諧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理念等，都表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

　　在具體問題上，從選擇性參加維和，到打擊海盜、進行必要的反恐合作，中國都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世界是有共識的，即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爭論的源頭是發達國家推脫責任，向發展中國家轉嫁責任。中國積極減排、發展低碳經濟，本身就表明了中國負責任的態度。

　　2009年底的外貿數據顯示，亞洲對華出口大幅增長，在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泛濫時，中國的需求成為地區經濟復蘇的引擎。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IMF改革的嚴重滯后。當前，IMF最重大的18項議題仍需85%的通過率，美國和歐盟的投票權仍然足以對重大議題一票否決。發展中國家必須推動IMF按照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則進行改革，改變發達國家一票否決的“霸王條款”。

　　半月談：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并開始運行。針對這個發展中國家建立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外界產生了種種猜測，您如何評價與回應？

　　王嵎生：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一體化相對滯后。東亞自由貿易區是東亞共同體的第一步，而中國-東盟自貿區作為東亞貿易區的開始，意義很大。對此，西方國家不必緊張，東亞經濟一體化不是排他的。除了自貿區，東亞地區還有涵蓋更大范圍的國際合作形式，比如東亞峰會。

　　和過去不同，日本現在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變遷的需要，適應了日本自身重新定位的需要。因為日本想拉開和美國的距離，強調其自身的生存空間在亞洲。

　　美國在東亞有傳統的利益和影響，我們歡迎美國在構建東亞共同體過程中以某種形式發揮積極作用。但現在有些美國媒體強調，美國是東亞共同體不可或缺的成員，甚至宣稱加入東亞共同體的目的是在維護和加強在這一地域的重要地位，這是亞洲國家難以認同的。我們不反對美國以10+1、東亞共同體對話國的形式參與，但是美國要主導這一共同體是不可取的。

　　要實現東亞共同體的戰略目標，必須循序漸進。歐盟也是先從煤鋼聯營等具體領域合作起步的。我們可以從能夠合作的領域起步，比如環保、能源、金融等領域。為強化本區域防范風險和應對挑戰能力而達成的清邁協議實際上已開始發揮作用。

　　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是辯證的統一

　　半月談：正如胡錦濤主席在2010年新年賀詞中所言，“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金融危機發生后，G20發揮的作用反映出新興國家國際地位的上升。面對新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曾多次明確表態：中國永遠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在外交領域，中國應該怎樣適應新形勢？

　　王嵎生：從G7到G8，2005年到G8+5，再到G20，這是時代變遷推動國際力量對比加速變化的結果。它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G8+5時期，G8仍占絕對主導地位，5國僅是“被加進去”的對話國。最開始所謂“+5”不過就是個工作午餐，且議題也要由G8決定。到2008年的洞爺湖會議，5國開始主動設置議題，參會時間也得到延長。

　　現在的G20會議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某種程度上平等對話的場所。G20地位加強表明，發達國家已經承認很多國際問題的解決必須與新興國家進行協商。

　　但是，對有些輿論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如：G20的核心是G2(中美)、推動中美共治世界利大于弊、中美兩超引領的多極秩序已經形成、中國軍力世界第二等等。一來，事實并非如此；二來，這些觀點容易刺激國內本來已經存在的浮躁情緒；容易使國際上的友好人士、友好國家產生誤解；容易使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產生不切實際的期盼；容易給西方尤其是美國提供向中國施壓的借口；容易引起俄、印、日等鄰國的猜疑和擔心。

　　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仍然要堅持韜光養晦戰略，增強積極有所作為的意識。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是辯證的統一。過分強調韜光養晦，容易陷入無所作為和被動；過分強調有所作為，容易自不量力，引火燒身。

　　隨著綜合國力提升，中國應當更加“有所作為”的領域集中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安全和其他核心利益；構建和諧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包括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改革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當前主要表現為國際金融秩序；積極援助貧困國家和弱勢群體；主持公道正義，反對雙重標準和強權政治。本刊記者 王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