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兩會”時，眼下各地“兩會”正開得熱熱鬧鬧，再過一個多月全國“兩會”也要召開。本來“兩會”是共商國是的嚴肅場合，但這幾年由于一些代表委員頻暴雷語，人們的興趣點不由得被帶得有點“跑偏”了。

　　一方面媒體們津津樂道于“雷人雷語”，另一方面一些代表委員們為搏出位也暗自在“語不驚人死不休”上下功夫。于是有人相望于江湖，有人表演于秀場。但問題是人們如何看待代表委員的“雷人雷語”。固然，會場不是秀場，代表委員也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只是，民意是否會在這種代表委員的“搶鏡”中“被代表”了呢？

　　代表委員只要進入“兩會”會場，就應當進入“民意代言人”的角色，而不再是只代表自己意志的個體。“兩會”上的“麥克風”是提供給為民代言的人，而不是供個人發表“高見”的

　　眼下正是各地“兩會”召開之際，與往年一樣，對代表委員們的“雷人”提案、“雷語”建議的搜集，成為媒體樂此不疲的焦點。而近幾年來，無論是全國“兩會”還是地方“兩會”，代表委員們也都“不負眾望”，總會爆出一些雷人之語，成為坊間茶余飯后熱議的話題。

　　“雷語”上“兩會”，與以往歌功頌德式的套話、官話相比，本身還是折射出一種可貴的民主參政議政之風。細心的人不難發覺，近年來的“兩會”話語態勢已經悄然發生改變，代表委員們不再僅限于暢談學習體會了，提案和發言中越來越融入了自己的東西，個性化色彩日趨濃厚。這讓原本嚴肅沉悶的“兩會”變得亮點頻現、精彩紛呈，有時代表委員就某個問題發生爭執，言辭激烈形同吵架，引發的輿論更是風生水起。例如去年廣東“兩會”期間，人大代表盧光霖痛批政府的預算管理是“逼著你亂花錢，不花完，你就是蠢才”。很顯然，這種寬松活潑的輿論環境更有助于代表委員們參政議政，更有助于實現代議制的民主協商價值。

　　但是，在“兩會”追求個性化表達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一是提案數量多，動輒十幾個，內容五花八門，無所不包，逮什么說什么；二是所提建議尤其是立法建議缺乏基本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與社會脫節；三是片面追求建議的“雷人”效應，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忽略了背后的民意與民生。而在現代傳媒的捕捉下，這些“新穎有余而民意不足”的提案建議反而受到熱捧，極容易削弱參政議政的主題。

　　為消除這樣說的臆斷之嫌，我們不妨從最近網絡上的新聞信息中信手拈來幾則，以備佐證。比如為了保證公交優先，民盟江蘇省委在一份集體提案中建議，對私家車可以實行滿載放行制度，一輛小汽車除重要公務外，其余一律乘坐3至4人以上方能放行；比如四川有人大代表建議，地方立法應將酒后駕車、鬧事、飆車而發生撞人事故定性為二級謀殺，而且應判以巨額賠償，著實傳遞出其對酒后駕駛“零容忍”的鐵血態度。這些堪稱“2010年地方‘兩會’最雷的提案”，連日來引發輿論不小的騷動，更是讓人感到這些代表委員如同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外飛仙”，難怪有論者認為這不是在建言，而純粹屬于搞笑。

　　地方“兩會”如此，全國“兩會”難道就沒有嗎？去年不是有政協委員建議人民幣改名為中華元以與美元爭天下，被網民稱為“無厘頭”？而一些明星委員的建議更是由于“跑偏”而備受輿論質疑。其實，這些但凡引起哂笑的提案、建議，多和一些代表委員不了解常識、不了解民情有關，背后折射出的乃是其參政議政角色的錯位。作為民選代表，他們的職責本應從選民中收集民意、民智乃至民怨，將最急迫、最重要的問題反映到“兩會”上，以供商討并作出立法或政策制度上的回應。也就是說，代表委員只要進入“兩會”會場，就應當進入“民意代言人”的角色，而不再是只代表自己意志的個體。“兩會”上的“麥克風”是提供給為民代言的人，而不是供個人發表“高見”的。

　　當然，人們并不是要求代表委員們“消滅自我意志”，只是個人化的觀點和建議，完全可以通過“兩會”之外的場合發表。能夠上“兩會”商議的，至少應該是事關民生大計的重要話題，代表們如果不能將選民的意志準確反映出來，那么就不能認定其是稱職的。遺憾的是，我們在打破以往靜如一潭死水般的話語態勢后，一味求新、求異的思維又讓一些代表委員們“劍走偏鋒”，甚至使得不少人在“兩會”前如同研究生尋找論文選題一樣煞費苦心地找提案建議。

　　從根源上說，雷人提案的背后還是反射出少許代表委員并未端正身份，俯下身子去關注民生、傾聽民意，以致失去了對基層民眾訴求的基本體察。那么，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提高代表委員素質、完善“兩會”制度固然重要，但我以為實行提案建議公開制度倒是個更容易見效的舉措。將“兩會”的提案和建議及時公布于眾，勢必對代表委員形成體察民情的壓力，從而提高建議質量；同時讓民眾看到代表們究竟是如何“代表”自己的，有助于選民對代表委員履職進行評判和監督；另外還對建議承辦部門形成監督壓力，推動提案建議得到及時而有效的辦理，堪稱一舉三得。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