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問：“你說的過高，是依據你個人還是行業的標準？”

　　侯律師回答：“我是依據公平原則。有人說價不高，我倒要問到底是什么樣的服務，才對得起150萬？你可以說雙方有合同，但是對方簽約時是處于當事人危難的時候，就跟病危時一樣，治病的人要什么條件，家屬都會答應。所以這150萬不能說他是欺騙，但我能說是乘人之危。”

　　“其實當我看到這件事的時候，我認為律師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身邊有沒有‘要價撈人’的事，而不應該不認賬。”侯律師說。

　　有一次侯律師在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時，聽到旁邊的律師對被關押的當事人說：“你想不想出來？”

　　“當事人說‘想啊’，律師就直截了當地說‘一個人8萬，兩個人10萬’，當時我聽得一愣。當事人想了一會兒，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早出去1年還掙不到10萬呢，我就在這兒呆著吧！’就把話筒撂下了。”侯小晶回憶說。

　　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如何作為

　　在刑事辯護中，嫌疑人家屬往往會期望律師能夠“救救他”，律師怎么看這種現象？

　　對此，孫景偉說：“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在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心情都非常急躁，一些律師利用這一點，對犯罪嫌疑人家屬作了違反執業紀律、職業道德的虛假承諾，并且高額收費。律師的這種承諾和高額收費，的確會讓家屬們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

　　“這違反了《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的規定”孫景偉說。

　　“我們講當事人至上，是當事人合法利益至上，而不是去維護當事人的非法利益。”黃律師說。

　　侯律師也認為：“當人們能夠通過法律去獲取非法利益的時候，誰還去相信法律？如果誰都不相信法律了，律師還有生存的必要嗎？所以為當事人謀取非法利益，我認為是飲鴆止渴，自斷后路。”

　　“律師不能等到自己受到法律制裁時，才開始強調公平正義、程序正義，當他們向當事人炫耀自己有背景關系、說能‘撈人’的時候，完全忘了法律。”侯律師說。

　　“我覺得當事人是對律師最強的約束”

　　接受采訪的律師和學者都認為，律師業中的“潛規則”與社會原因是分不開的。“之所以有一部分專門靠‘走關系’、‘走后門’來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存在，是因為我國法治體系不健全，為權力尋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孫景偉說。

　　“其實作為律師，我們非常渴望一個健全的法治環境，律師的困惑也在這里。一方面，明明知道司法實踐中許多地方沒有依法辦事，另一方面遇到當事人時，還是要勸當事人依靠法律。”黃律師說。

　　“在我國的法治進程中，整個社會對律師的地位和認同感也不夠高。當李莊案出來之后，對律師的負面評價恰恰暗合了公眾對律師行業的負面揣測。”趙國君說。

　　“有評論寫道：‘打擊黑心律師更要防范黑心權力’，如果權力通吃，任何行業都會變異，律師也會不再信仰法律，而去搞權力尋租。”侯律師說。

　　“我相信，隨著國家法治體系的健全，人們的心中將逐漸樹立法律信仰，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權益會逐步得到保障，社會公眾對律師的評價也會越來越公正。”孫景偉說。

　　對律師的監督如何？孫景偉律師介紹：“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受四個方面的監督：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部門、律師協會。”

　　司法行政部門是律師的管理部門，制訂《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可以設定或吊銷律師執業許可。根據《律師法》的規定，律師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由省級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律師協會是律師自律團體，《律師法》規定，“律師協會是社會團體法人，是律師的自律性組織。”律師協會制定律師行業規范和對律師的懲戒規則，可以對違反執業紀律的律師實行處分措施，即訓誡、警告、批評、譴責、中止會員權利及終身取消會員資格。

　　“在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協的監督還是比較嚴的。但大多數權益受損的當事人通常不愿再與律師打官司、爭辯，他可能只接觸過一個律師，就留下了壞印象。”侯律師說。

　　記者問：“在目前的司法環境下，當事人很難約束律師嗎？”

　　“不，其實我們都很怕當事人的投訴，我覺得當事人是最能約束律師的，是最強的約束。因為律師的服務是無形的產品，是最在乎當事人口碑的。當事人是律師的衣食父母。”侯律師說。

　　“我認為律師還是應該相信法律，維護法律就是維護自己的飯碗。”黃律師說。(本報記者 莊慶鴻 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