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務院的文件，各地政府數千家駐京辦事處開始被逐步撤銷。對此，輿論意見反應不一。新京報網調查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駐京辦應該取消。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被調查者認為，駐京辦變換名目、卷土重來的危險很大。

　　在一個政治體系內，特定利益集團的過度游說不僅妨礙公平，也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目前看來，地方政府在中央項目與資金預算等方面的游說行為極為混亂，不但“跑部前進”，“跑部官晉”這些不正常的政治現象屢見不鮮，借溝通感情為名大行賄賂之實的也比比皆是，看來整治是必須的。

　　不過話說回來，像現在這樣一刀切地撤銷，恐怕也不能解決特定利益集團的游說問題，甚至會擠壓出更加混亂的游說行為。

　　原因很簡單，在賦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經濟責任，當前的制度環境和發展模式下，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直接打通中央政府的關節極為重要，無論是對地方政府的政績，還是對地方官員的晉升來說，都是如此。指望撤銷駐京辦就能解決問題，是把問題看簡單了。

　　與此相反的情況是，在聯邦制國家中，地方政府比較獨立于中央政府。預算也是根據本州的實際情況來編制，有求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其實并不多。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市場化的條件下，是企業，而不是地方政府是經濟發展的主體。這也是為什么在華盛頓的兩萬多家游說組織中，企業的游說比地方政府的游說要活躍得多，力度也不可同日而語。

　　相比之下，中國的行政制度則將國家的權力、資源盡收手中，予取予求。財政稅收的中央地方倒掛現象更是由來已久。這些都導致地方政府必須要依賴中央政府而生存。至于生存得怎么樣，那就完全取決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討要政策和資源的本事有多大。

　　同時，中國的經濟本來就是在地方政府行政權力指導下的經濟，由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團。地方企業沒有能力像美國的企業那樣直接跟中央政府討要政策、項目和資金，地方政府當仁不讓作為代言人沖鋒陷陣，而企業也樂得出錢支持。當然，防止上訪群眾沖擊北京的秩序、保護地方官的名聲和利益、為官員自己跑官要官等名目也在其中，不言自明。這些地方利益和地方官利益都成為各地在京普設辦事處的重要原因。

　　此外，并不在傳統行政體系內的各地“駐京辦”的大量存在，反映出地方政府通過正規途徑與中央政府博弈的渠道極不通暢。當中央集權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的時候，地方政府的需求卻不能及時反映在中央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于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只能通過這種不規范、有時甚至涉及腐敗的途徑來進行，潛規則明顯多于顯規則。

　　在這種政經結構下，如果只是簡單地撤銷駐京辦，這種需求本身是不會消滅的，地方利益集團的需求只能通過其他更為隱蔽、同時也可能是更為腐敗的渠道來滿足，可能會造成對政治秩序的更大危害。所以，根本解決問題的途徑其實是：把中央所有撥款項目公之于眾，每一筆錢的具體流向清晰可查；徹底改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倒掛的現象；給地方政府的游說開辟制度化渠道，讓這些游說機構浮出水面，以此來建立良性互動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唐昊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