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大工作室時代的誕生與終結

　　這次的大規模拆遷也許會改變中國當代藝術的生態。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土地法規的完善，這種在農業用地上蓋工作室出租的現象一定會越來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時代，將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代，終將成為歷史

　　口述/王魯炎

　　整理采訪：本刊記者/楊時

　　藝術家王魯炎作為“星星畫會”的一員，從70年代末開始當代藝術創作，日后與陳少平、顧德新組成“新刻度小組”強調藝術的理性價值，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領域頗為重要的力量。王魯炎也經歷了從70年代的“公寓藝術”向21世紀工作室時代轉型的全過程。

　　八十年代到2004年，公寓創作時期

　　最早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有工作室的概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們是在自己家里畫畫。那時候我住在東四十條的一個胡同里，我家12平米。畫的時候把床掀起來，畫完之后再放下來。當時我最大的畫可以畫到10米。但是在房間里的距離，沒辦法有畫面的整體感，比例上肯定要出錯誤。我就用廣角鏡頭先把畫面都收到鏡頭里，把控整個畫面，但是那樣畫面就會變得非常小。后來，我有機會到美國展覽，第一次在大空間里展出我那時候畫的畫，在現場一看，畫面全都是問題。

　　那時，如果有策展人或者批評家來看畫，我們就把畫從門后邊或者床下邊拿出來給他們看。當時很多人都去我家里一起聊天，像費大為、范迪安、高名潞、黃永、王廣義、張培力都經常去我們那個豆嘴胡同。因為我們參加過星星畫會，有一些“歷史污點”被攥住了，有一陣還成了街道大媽的監控對象。后來在小屋子里畫大畫的時候，沒辦法，我們就到馬路上去畫。

　　我們離二環路特別近，白天車多沒有辦法畫，就每天等到半夜12點，我和我老婆拿著東西一塊兒到二環路上去畫，沒車的時候抓緊畫，有時候有車過來，風會把畫掀翻，弄皺，有時候翻得滿大街都是。到了凌晨兩點左右，撿垃圾的人就出來了，畫一旦皺了跟垃圾特別像，那些撿垃圾的就會去撿那些畫，我們去搶，他們以為我倆也是撿垃圾的，還會發生爭執。這就是那個時代所有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工作狀態。

　　你會發現，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國藝術家的巨幅作品非常非常少。1989年中國美術館的現代藝術大展上，尺幅達到兩米左右的作品算是當時的巨幅概念。因為小尺幅的作品符合“公寓藝術”的特點，畫了以后可以儲存可以展示，所以說，空間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尺寸，也決定了當代藝術強勢或是弱勢的身份。

　　我先后搬了九次家，在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畫畫，沒有現在意義上的工作室。后來我的家比以前就大得多了。我的客廳是30平米，挑高6米，但那是一個家居的環境，你在給策展人或者批評家展示畫的時候，作品的背景也許是一個沙發，也許是床，這樣的家居語境決定了你的身份不那么專業，似乎畫畫還是一種飯后茶余的消遣。

　　直到2004年，我的一個朋友勸我去租工作室，我還沒有工作室的概念。我不明白為什么非得要有一個那樣的大房子才能畫畫？后來，我去參觀了那個朋友工作室之后才發現它的重要性。

　　顛沛而獨立的工作室時代

　　2004年是中國進入工作室時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們大都沒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個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為之前習慣了在30平米的客廳畫畫，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間，覺得太大了，這要畫多少東西才能把這個空間填滿，因為當時腦子里還局限于只畫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來了。當時的價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萬多塊。當時對我來說是挺大的數字。我隔壁的一位藝術家，也是現在人們很熟悉的一位，當時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錢還沒有著落。

　　進入工作室時代之后，中國藝術家作品的形態和規模變得越來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現。中國當代藝術的地位，也從邊緣逐漸變成整個亞洲的主導。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兩年多，就開始鬧拆遷。藝術家也和今天一樣，聯合起來想各種辦法，有的找房東溝通，有的找韓美林那樣可以和政府說得上話的老藝術家幫忙，有的也做行為藝術組成SOS的圖案。強制執行的通知貼了好多次，都沒拆成。

　　藝術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來一看，發現院子里已經有100多名警察站滿了。他們在符號學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輛帶鐵欄桿的警車，有一輛救護車，手銬在衣服下擺可以看得見，用黃色警戒帶已經圍好。過了一會兒叫來了鏟車把我對面的藝術家尚揚的工作室前臉挑了一下，我們看到這種情況，知道沒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東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說“看來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譜��？”以后怎么辦？我旁邊的藝術家就說，“還是得要工作室！”我就問，“那你說工作室用多長時間，就夠本了？”這出現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說，“我得兩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藝術家說，“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边@說明，工作室在那時候開始已經給藝術家帶來的很好的收益，經濟情況的分化已經顯現出來，這就涉及到工作室對整個藝術生態的影響。

　　工作室的出現給藝術家帶來了很大的實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讓中國當代藝術家迅速進入了一個獨立、專業和強勢的狀態。

　　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家的工作室可以讓藝術家獨立于畫廊、美術館、評論家。并不是完全獨立，而是藝術家可以完成從制作到展示再到銷售的全過程。在一些懂得運作的藝術家那里，隨著西方資本進入，他們的工作室已經迅速機構化甚至公司化。他們的工作室中有專門的人負責學術展覽、負責聯系媒體以及負責市場運營。有的藝術家的工作室可以裝修得非常豪華，甚至比一些畫廊還要好。他們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經是一種終極展示。這也引發一些負面的問題。比如，中國藝術家和畫廊的合作不那么規范。

　　隨著藝術家階層的分化，藝術聚集區中，工作室之間的鄰居關系有著自己內在的邏輯，非常微妙。幾個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兩個方面決定，一個是藝術上的觀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資源上能否互換，如果兩個藝術家資源和經濟上差異很大，自然也無法在一起。

　　這里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一些市場上一線的藝術家。有一些市場不好的藝術家看到這個情況，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邊也租了房子，企圖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藝術家的作品，是不是順便也能看看我的東西？但很快你就會發現，這個成功藝術家在兩個工作室之間砌起了一堵墻，人家拒絕和你分享資源。當你不能互換資源，人家憑什么讓你沾光？

　　圓明園時期，藝術家扎堆是因為各自的貧窮，并沒有考慮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時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藝術家不愿意在很紛雜的環境中工作，他們愿意相對獨立一些。我們這些工作室聚集區的藝術家其實很像現在小區的封閉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時會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間不認識的藝術家即使是鄰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來。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遷之后，就從索家村搬到費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兩年多之后又開始鬧拆遷，又搬走了。這次也是2年。

　　廉價與風險并存

　　因為經常找工作室，我也有了一些知識。開始逐漸知道，這些蓋工作室的土地不是商業用地，是村民以幾萬塊錢甚至幾千塊錢的價格從大隊租來，再用廉價材料搭蓋了大庫租賃給藝術家。所以藝術家才能以每平米幾毛錢的價格租下來。如果是受到保護的商業用地，開發商繳納了土地出讓金，那每平米的成本是幾萬塊，我們是租不起的。我們享受的低廉價格，就要做好應對相應風險的準備。雖然我也是屢次搬遷的受害者，但也要講道理。

　　從費家村搬走后，我找到了長店的工作室。兩個院子一共1000多平米，裝修花了30多萬，還蓋了小房子。這次拆遷一分錢賠償都沒有。這次從知道要拆遷開始，我就放下所有工作，半年一件作品都沒做，全部時間都用來找新工作室。現在找到溫榆河附近的一個工作室，裝修花了100多萬。我仍然不確定是否長期穩定，但也沒辦法。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火爆起來之后，工作室很像房地產，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還是地段。北京的藝術區基本都在朝陽區。是以798為起點，以宋莊為終點，延機場輔路兩側的工作室都有機會。但是，從798向宋莊發散的過程中，機會層層截留。

　　我發現非常奇怪的是，你不能往北去，小湯山一帶不行，往南去大興或者往西都不行，氣場就是不往那些地方去。除非你是絕對的市場大牌。所以藝術家們還是喜歡在黑橋、環鐵、索家村等等這些地方，機會更多。

　　而這次拆遷的規模和以前不同，這次的大規模拆遷也許會改變中國當代藝術的生態，這種改變在今后兩三年中會更快顯現。

　　大工作室時代將成為歷史

　　中國進入工作室時代之后，有西方朋友到北京，看到藝術家有這么大的工作室非常驚訝，他們不知道情況就會認為他是非常成功的藝術家。中國的工作室發展太快了。2004年，180平米的工作室我們那時已經覺得很大，但是很快400平米、800平米都不算什么了。幾千平米的工作室都沒什么奇怪。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西方能有400平米的工作室就已經很大了。

　　因為在城市進程的縫隙中，我們占到了便宜。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土地法規的完善，這種在農業用地上蓋工作室出租的現象一定會越來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時代，我認為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代，終將成為歷史。

　　雖然屢次遭遇拆遷，但是不得不承認，有一些藝術家的工作室越拆越大。我們捫心自問，雖然抱怨房東黑心，不賠償裝修費等等是有道理的，但必須承認，我們自己也是工作室的受益者。

　　這次的拆遷，會逼迫一部分經濟實力不強的藝術家重新回到公寓，一部分有經濟實力的藝術家尋找到新的更大的工作室。這造成了一次不公平競爭——那些在公寓語境下的藝術家以一種非職業的狀態與工作室藝術家競爭。

　　在這次拆遷中，很多藝術家提出了一個希望。他們希望政府能為藝術家規劃出一片地方，以合理的價格，受到法律保護地出租給他們。我也很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國家把每平米兩萬的商業用地以幾毛錢給藝術家？如果那樣，每個人都會去當藝術家，還會有極大的腐敗。

　　我這次在溫榆河的新工作室簽約12年，我也沒有當真。前三次，我每次都簽約十年八年，但是每次都沒超過三年就被拆掉。

　　我們是5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一直在公寓創作，直到臨近50歲才擁有了工作室。我想那些年輕的藝術家也沒有必要非得一畢業就有大工作室。沒有那么好條件的時候，可以遠離商業上的一些紛擾。現在藝術家的階層已然出現，大工作室帶來的正面意義和負面意義也都顯現，我覺得藝術家們也到了該自省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