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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藝術成為契機，讓一群原本不相干的人共同描繪一幅亮麗圖景時，他們忘卻了腳下是流動的沙地

　　本刊記者/王婧 文/周瀟梟

　　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藝術家李象群試圖像五年前挽救798藝術區那樣，再次挽救朝陽區東北角的一大片藝術區。當年，他從建筑、歷史、文化、經濟以及奧運五個方面分析了798存在的價值，最終798成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園區”之一。

　　但這一次，李象群憂心忡忡，他覺得這片藝術區已不可能保留，“必然會拆遷，因為這是北京市的規劃。”在他看來，即使現在不拆，由于城市發展太快，藝術家被驅逐也是一種宿命。而驅動這個宿命的，是強大的經濟利益和堅硬的法律。

　　“洼地”造就藝術區

　　2004年，由于798拆遷傳聞，藝術家們開始在周邊尋找新的棲身之所。這一大片藝術區，正是那時圍繞著798而興起的。李象群稱，“這是一種向心力，這里有798，有中央美院，有大片使館區，靠近機場，使得這片區域文化氛圍很濃烈，而且國際化程度高，這是一個交流、展示的好平臺，這里存在很多機會。”

　　此外，已成為創意產業園的798，租金已經漲到每平方米每天三到四元錢。但2008年，當創意正陽藝術區在附近的金盞鄉建好之后，畫家劉曉東從798搬了過來，“每平米每天0.9元，200平米就是180元一天。”而劉懿的008藝術區的租金更為便宜，“每平米每天0.5元。而且它的租期長，當初與承包商約定的租期是30年。”

　　除去低廉的租賃價格之外，這里的庫房也是藝術家們看重的因素。李象群稱，“世界很多其他藝術區，都是在原來工業用地上發展起來的。因為都是大廠房，空間大，稍加改造就能成為很好的工作室。”劉懿說，當初選中這塊地方，也是因為“這里是物流區，都是擺放貨物的大倉庫，應該不會被拆遷”。

　　這樣大空間、低租金的地方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很難找到，即使找到了，昂貴的租賃價格也讓藝術家們望而卻步。

　　金盞村的村民和村委會顯然樂意將土地租賃出去。在這個城鄉結合部，交通便利，村民們早已不靠務農為生，他們進城務工，并把房屋出租出去。與其地段相近的商品房，二居室的租金大約為2500元，但村民宅基地的老房，不靠馬路的，租金約為800元。《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隨機走訪了幾家準備出租房屋的村民家，其中一間條件比較簡陋的臥室，約20平米，租金為每月180元。

　　這與城市形成了巨大差價。同時，這些蓋在集體土地上的大倉庫，除了藝術家，幾乎無人問津。劉懿租下的這個大庫房，每年的租金合計64000元。這對長店村的居民而言，是筆不小的收入。

　　多數藝術家知道租用集體土地做工作室是違法的，但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劉懿稱，“我看到開發商方面，也一直在尋求政府的支持，雖然沒有得到書面上的首肯，但也確實一直在努力。”

　　008國際藝術區開幕典禮時，金盞鄉領導悉數出席。去年10月前后，金盞鄉黨委副書記李杰民對媒體表示，008藝術區作為該鄉藝術家比較集中的園區，當地政府會創造更好的環境，讓更多藝術家來此發展。他說，當年土地違規出租現象比較普遍，大多是閑置土地或建筑用地。為農民增收，只要所建房屋不影響公共、他人利益，鄉里并不會強行禁止，而是暫時保留。

　　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王炳榮和劉湖北曾經分析過此類“非法流轉主體的利益博弈”，在集體土地非法流轉的過程中，“對農民而言，處置權在自己手中，有完全權利并獲得更高的土地出讓補償；對購地商而言，減少了程序，節約了成本，利潤更高；對政府基層組織而言，從中協調可以贏取數目可觀的勞務費，幾乎無任何風險”。而這樣的利益分析毫無疑問使得農民、購地商和政府基層組織都傾向于讓土地非法流轉。

　　征地后的利益重組

　　如果不是朝陽區政府啟動土地儲備，藝術家和村民們的租賃關系還將繼續下去。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室一份論文表明，從2000年開始，不僅是近郊，北京遠郊也開始了“城鄉一體化”進程，大量土地使用性質開始變更。這種變更，從城市中心逐漸向外圍擴散。

　　在如今的長店村，“統籌城鄉一體”的標語隨處可見。一些手續齊全的村民們已經開始到金盞鄉政府拆遷騰退辦公室領補償款。《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長店村村委會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村民宅基地房屋補償標準為6400元/平方米，藝術區房屋無合法手續，對房東的補償標準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總共補償1080元。

　　金盞鄉政府的工作人員表示，金盞鄉的樓梓莊村和曹各莊村，是金盞金融服務園區先期開發區域，該項目總占地190.47公頃，規劃建筑規模144.87萬平方米。 而朝陽區東三鄉土地儲備項目，共涉及3個鄉18個行政村，總開發體量約為10.26平方公里。

　　據長店村村委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透露，這片地區以后將“建成一個能住10萬人的小區”，所有村民將以每平米4500元的低價“上樓”，“從此就是城里人了”。

　　目前尚無法預測這塊土地能夠拍出怎樣的價錢，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不是一筆小數目。而此處經開發之后能夠給當地政府帶來的財政，更是無法估量。

　　而此前，由于這些曾經是用來農用的集體用地并未申請更改土地用途，因此均不用給地方政府繳納其營業稅收。

　　研究者朱東愷與施國慶曾利用相關統計數據計算的結果是：土地用途轉變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約得60%～70%，村一級經濟組織得25%～30%，農民只得5%～10%。

　　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系的沈飛和朱道林也做了類似的研究。他們分析了全國35個地方的農村土地從征用到出讓的收益分配關系，其中北京的收益分配在35個地區中最為失衡，政府和農村集體的收益分配比例是46.6比1，而中國的平均數據是17.4比1。

　　對集體土地的補償價格僅為每平米1080元，即使按照租給劉懿的0.5元每平方米每天折算，這也僅僅是5年的房租。但村委會，甚至是金盞鄉政府，都沒有可能與朝陽區政府討價還價。這是因為，這些藝術家的工作室，本身就是違法的。

　　2004年3月，《憲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與補償”的內容。

　　《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農業建設的，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建設用地使用權。”金盞鄉這些出租給藝術家的土地，沒有經過上級政府審批。

　　這些冰冷的法律讓藝術家陷入了困境。曾經支持他們發展的村委會由于同樣涉嫌違法，此刻正急于撇清關系。據長店村村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稱，“這都是上屆村委會的行為了。而且這些藝術家人脈廣，他們要用地，隨便找哪個領導打個招呼，村里能不批準嗎？”

　　而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此刻也稱，對于沒有經過政府批準，民間自發設立的藝術園區，政府暫不監管。遇到拆遷問題，只能服從相關規劃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