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是流動人群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

　　來自陜西寶雞的農村女孩蘇梅自己都沒想到，為了幫同事討回30元招工介紹費，她的打工生涯從此發生了改變。

　　2005年，初中畢業的蘇梅剛滿18歲，到寶雞市當起了餐館服務員，一個月掙240塊錢。干了一年后，她聽同村的女孩說在深圳打工可以掙一千多，便“不管苦和累，都要去看看”。

　　于是，蘇梅和另外兩位女孩一起來到了深圳。在一個晚上30塊錢的旅店里，她們三個人擠著住了一個星期，身上帶的錢很快就花光了。幸運的是，蘇梅應聘上了一家玩具廠的普工，每個月基本工資580元，如果加上計件的“薪糧”，能拿到1500元。

　　改變蘇梅打工生涯的事情發生在2007年。當時，一位四川同事想換工作，找到了一個拿著牌子在路邊招工的人，并交了30塊錢的介紹費。蘇梅聽說后，覺得這肯定是騙人的，于是找了幾個男同事想要討回那30塊錢。

　　雖然最終沒能把錢要回來，蘇梅卻因此接觸到了一家法律咨詢中心。她發現，原來通過學習法律知識可以保護自己又可以幫助他人。就這樣，“農民工”蘇梅在咨詢中心兼職當起了“義工”。每天晚上八、九點從工廠下班后，她便去咨詢中心學習、工作到10點半，周日還經常到外面發放宣傳資料。

　　后來，蘇梅來北京參加了四個月的培訓，學習社區工作方法，學習操作電腦和使用辦公軟件，還要學習音樂和體育。現在，她是公益組織“同心希望家園”的成員，主要負責北京市的一個民工聚居社區的“愛心超市”，每個月工資有1000多塊錢。

　　“如果以錢為重點，就永遠只是像機器一樣不停地運轉，今天賺1000，明天想賺1200。”雖然比以前在工廠打工賺得少了很多，但蘇梅認為自己現在做的這一點點事情很有意義，會影響很多人。

　　“我的理想是流動群體能平等獲得社會權利和資源”，這樣的話語從蘇梅的嘴里蹦出來，多少讓人有些訝異。她說這是因為自己經歷過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做同樣的工作，本地人補貼多，過年還發紅包，卻沒有流動人群的份。

　　1月27號，蘇梅去火車站買回家的車票，看到一個“農民工臨時售票處”，感覺那里的售票員對農民工的態度很不好。

　　“為什么一定要叫農民工呢？這是很大的歧視。”蘇梅覺得現在社會都認為農民工沒素質、沒文化，思想道德敗壞。“同樣是打工的，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我們是農民工？”

　　與蘇梅相比，“同心希望家園”的負責人馬大姐已經在北京安家落戶，不過“這條路走得很難很難”。1982年，她從江蘇來到北京做保姆，為了一紙北京戶口整整折騰了20年，直到2001年才成為真正的“北京人”。馬大姐說，現在年輕人的機遇要好得多，有了更多的希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觀點

　　新生代農民工有更強烈的城市化取向

　　“新生代農民工”不熟悉農村和農業，有更強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強烈的變為市民的意愿，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政策都要圍繞這一點來制定，并考慮他們作為年輕人的多方面的發展要求。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特別，就是因為我們要推動城市化。

　　經濟參考報：“新生代農民工”新在哪些方面？

　　王習明(西南交通大學中國西部新農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老一代農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為謀取收入的來源，最后又回到農村。而我們調查過的多數80后農民工，都想在城市留下來。有的地區還有一種新現象，新生代農民工靠打工的錢買不起房，需要父輩把從農業上賺的錢拿來補貼他們在城里買房。

　　從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的關系來講，他們對農事一竅不通，做不了農活，也不熟悉農村的文化，不習慣農村的生活方式。像金融危機發生后，他們中的很多人返鄉后，覺得在農村都呆不下去。

　　此外，80后的農民工都能夠上網，即使沒有讀過高中，他們所獲得的信息量要遠遠超過他們的父輩。以前的農民工出去打工，主要是靠鄉鄰關系介紹工作，而新生代的農民工很多都在網上找工作。

　　經濟參考報：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他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宋洪遠(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一號文件之所以強調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并不是因為他們比老一代農民工的問題更加嚴重，或者是他們出現了什么新的問題。從人口學的角度和不同代際的交替來講，出現新生代農民工其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要注意的是，中央一號文件是在推動城鎮化的背景下，提到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在關于三農工作部署的文件里，今年的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城鎮化，并提出三項政策，第一是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并享受同當地居民同等的權益；第二是有條件的城市要把農民工的住房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第三是強調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要納入城鄉一體。

　　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特別，就是因為我們要推進城鎮化。從城鎮化的角度來講，新生代農民工確實更值得關注。既然城鎮化是必須走的過程，就不能不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因為他們有更強烈的變為市民的意愿，有更強烈的城市化取向，而客觀因素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去。

　　經濟參考報：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當前應該采取哪些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崔傳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取向還是要涌入城市，要圍繞這一點來破除體制障礙，制定政策措施。“涌入城市、公平對待、權益保障”，這實際上是制度改革的過程，就是要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通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來改善他們的住房，使他們能夠長期穩定地在城市就業和居住。

　　第二，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是年輕人，除了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還要考慮他們多方面的發展要求，比如組織各種社會文化活動，開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設施，豐富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時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讓他們參與企業和社區的管理，這對他們涌入城市、提高素質和吸收城市文明很有必要。

　　第三，企業應該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建立可以讓他們在企業內得到成長的機制。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如果要不斷地增加收入、提高技能和提升職務，往往要通過從這個企業到另外一個企業的流動來實現，這就造成了農民工的流動性很大。如果企業可以建立一個幫助他們在內部不斷學習、成長和改善自己收益的機制，他們就不至于一定要通過頻繁的流動來獲得成長的機會。社會也要為他們創造條件，加大技能培訓的力度，包括法律等方面的支持。(記者　白田田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