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公眾是在質疑周森鋒、王然、劉婷婷等人的提拔，不如說是對“內部福利化”的擔憂和焦慮，擔憂“年輕化”成為“洗官”通行證。

　　提拔年輕干部再次遭遇公信危機。近日，山東新泰市新提拔6名副局長、1名法院副院長，其中6人是80后。尤其是由科員直升副局長的王然和由助理審判員直接任法院副院長的劉婷婷最受關注，分別只有23歲和25歲，這也引發了“領導兒媳”、“官二代”、經驗少資歷淺等諸多質疑。

　　隨后，王然、劉婷婷以及新泰市有關部門回應了各種質疑，似乎這些80后干部的破格提拔真的很“正常”。但是，綜觀整個事件，輿論所向，并非是說官員的子女親屬就必須放棄從政的可能，也不是說23歲就不能提拔為副局長，只是應該強調，提拔過程應該有足夠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即便王然并非“組織部某領導的兒媳”，即便劉婷婷的確“工作出色”，即便她們的學歷、資歷、筆試面試成績都沒有問題，即便王然可以越過“科員—副科長—科長—副局長”的梯次被破格提拔，即便劉婷婷具備從助理審判員直升法院副院長的“資格”，即便她們的提拔程序均“符合相關規定”，可如何保證這些回應信息是可信的？又怎么保證“規定”本身沒有任何問題？總之，讓大家信服的依據不多，而引發質疑的理由卻不一而足。況且，此前的多起“提拔事故”已經“奠定”了公眾不信任類似提拔的心理基礎和質疑慣性。

　　2008年，河南省固始縣公開選配的12名鄉鎮長大多是當地官員親屬；2009年12月，浙江平陽電大校長“老子招聘兒子”，通過請“考托”的方式招聘自己的兒子為該校法學教師；溫州市龍灣區甚至專門發文《關于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的補充規定》，安排干部子女就業……誰能“近水樓臺”，誰在“望洋興嘆”，大家心知肚明。這些“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例子已經繃緊了公眾的這根弦，增強了他們的敏感度和“免疫力”，一遇類似情況，自然就會近乎本能地揣測：這一次提拔，是否會有類似的貓膩？實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何況是頻頻“被蛇咬”。

　　顯然，這種揣測來自于對完善相關選拔制度的期待。2009年6月，29歲的周森鋒以全票當選湖北省宜城市市長，當時，“背景”之疑同樣揮之不去，甚至連其論文涉嫌抄襲也被爆出。但事后看來，質疑的重點與王然、劉婷婷這件事如出一轍：這么年輕的干部得到如此超常規的提拔，是不是他們有雙“隱形的翅膀”？是否有暗箱操作？程序是否公正？一言以蔽之，這些年輕干部的“非正常升遷”，是不是“官二代”們像“洗錢”那樣在“洗官”？

　　人們所顧慮的，是選拔不夠公開、不夠透明、缺乏監督，乃至選拔制度被曲解利用。比如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領導干部年輕化政策，本來，此舉旨在保證領導干部結構的合理化，保證干部隊伍的活力，確保年輕人才可以脫穎而出。但在一些地方，“年輕化”被過度化執行，變成了“低齡化”，甚至出現了所謂的“三門干部”——某些年輕干部從家門到校門到機關門，欠缺基層實踐的磨練。

　　從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公眾是在質疑周森鋒、王然、劉婷婷等人的提拔，不如說是對這種政策“內部福利化”的擔憂和焦慮，質疑的重點不是年輕，而是擔憂“年輕化”成為“洗官”的通行證。薛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