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南方日報對阿濤的報道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阿濤的故事以團圓結局,但他的經歷卻引人深思。

　　九年前,他和千萬南下打工大軍一起來到廣東,現實情況卻讓他陷入迷茫和彷徨。他游走在這座城市的邊緣,在經濟壓力及環境誘因下,成為這座大城市的“不穩定因素”。

　　流動在城市里的外來工,有多少個“阿濤”正徘徊在對與錯的邊緣?他們為什么會走上彎路?對這支從農村里走出來的勞動力大軍,輸出地和輸入地能提供什么幫助?能開展什么有效引導?社會又能做些什么?

　　擁有1700萬外出務工農民的河南省是全國勞務輸出第一大省,阿濤所在的蘭考縣每年外出務工人員達18萬人次的規模。南方日報記者在春節期間的深入調查就以蘭考這個勞務輸出縣為樣本,調查農民工在涌向城市找工及打工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試圖以此為開端,對新一代農民工,特別是“問題農民工”,從輸出地、輸入地等多個角度,作社會學意義上的廣泛調查和討論,以此引發社會對這一群體和現象的關注和思考。

　　“家里幾個小孩,沒有幾個不是十六七歲就幫忙干活或出去打工的”

　　“三六九,往外走”,春節一過,不少農民工紛紛背上行囊奔赴他鄉,尋找新一年的就業機會。從正月初三開始的蘭考火車站,每天都是人頭攢動,有二十幾歲的青年,有四五十歲的老者；有多年在外漂泊的“老兵”,也有首次踏出家門的“新手”；行李箱旅行袋大包小包,還有買不到坐票準備帶著小馬扎凳上火車的。

　　在售票廳,正在排隊買票的許河鄉的劉大妹子告訴記者,春節過后往南、往東的火車通常都是擠得滿滿的,要是買不上坐票,就只能買站票,為的是早點進城,工作更好找。

　　火車站和汽車站緊挨著。記者觀察了一下,準備搭火車外出找工的以二十來歲年輕人為主,而汽車站等車的人群年齡偏大,三十、四十來歲居多,也有小部分年輕的面孔。

　　拖著行李準備到昆山找工作的阿嬌說,坐火車的大多是遠途,比如到廣東、浙江、福建等地；坐汽車的集中在省內的城市和隔壁的山東,打短工為主。

　　蘭考地處豫東平原,祖祖輩輩以務農為主,農民經濟收入并不高。谷營鄉谷東村村支書黃四亮掰著指頭給記者算賬:小麥畝產量800公斤,兩季頂多達到2000公斤,一年人均也就賺1000來塊錢。“守著一畝二分薄田,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談不上有什么固定收入。”

　　而這樣的收入要供家里四五個小孩讀書遠遠不夠,所以,中途輟學在河南農村是常有的事。“家里幾個小孩,沒有幾個不是十六七歲就開始幫忙干活或出去打工的。”黃四亮說。

　　缺少培訓,“就是一顆普通的螺絲釘,把你擰下,不愁沒人頂上”

　　在討論農民工問題的時候,很多論者都強調入職前培訓的重要性,但是,蘭考的培訓機構向記者訴說了他們的煩惱。

　　“企業老是喊‘招工難’,其實培訓機構也存在‘招生難’。”蘭考某技工院校的老師對記者說。出現“民工荒”時,企業急著到處招人,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初中還沒畢業就去打工,盡管沒有參加職業培訓,但不難找到崗位,工資也有千把塊錢。因此,培訓機構常常要花費很多工夫宣傳招生。

　　農民工為什么不愿意先學學技能“鍍鍍金”呢?不同的人心態不一,比如有人認為:“找工作搶的就是時間,春節后是企業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趕快出去找,再等上一兩個月,企業人都招滿了,誰還要你?”

　　還有人對培訓的效果持質疑態度:“收了錢,進去學的都是啥?好像都不怎么靠譜。要學還不容易,邊干邊學不就成了?”有農民私下里對記者坦言,本來賺錢就不容易,如果培訓后所學的東西派不上用場,那花了冤枉錢不說,還浪費了時間。

　　掏不起培訓的“小錢”,丟了外出務工的“大錢”,是傳統農區勞務輸出中的一個普遍性難題。

　　2008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讓勞務工們終于看清了形勢:經濟遭遇危機,破產企業增多,就業崗位減少,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一部分缺少技能、素質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東莞一制鞋廠做普工的阿虹就成了被裁員隊伍中的一員。阿虹三年前進了東莞一家鞋廠,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較低。金融危機來襲后,廠里的訂單一下子減少了,廠方苦于無力支付200多位員工的工資,于是宣布“裁員”,打幫、針車、夾包等技術工作人員留下,其余的領好工資另覓出路。

　　技能就是本錢,沒有本錢的普通務工者,在就業市場上幾乎沒有話語權。“我們就是一顆普通的螺絲釘,把你擰下,不愁沒有其他人可以頂上。”阿虹說。

　　散兵游勇式的務工者在找工受挫的情況下,不排除鋌而走險走上歧途的可能

　　“人們常說‘饑不擇食’,人餓了什么都敢吃,找不到就業崗位,有些人就會‘偏聽’、‘輕信’,致使在求職過程中上當受騙。”蘭考縣縣長曾在全縣勞務經濟工作會議上這樣說。

　　阿濤在廣州打工的經歷正是印證了這樣的說法。他單槍匹馬到了廣州,以為工作很好找,結果碰了壁,輕信了中介公司,被騙了報名費、服裝費、介紹費等等數百塊錢,沒幾天就將從家里隨身帶來的1000多塊錢花了個七七八八。離鄉背井卻又舉目無親,站在偌大的廣州火車站廣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而遭遇類似經歷的勞務工不少。

　　“黑中介騙人的現象在早些年比較突出,這幾年都好多了。”在蘭考縣勞動局副局長呂海標看來,無論是什么時候、到哪里打工,農民工對真與假、好與壞的社會認知以及判斷力、自我保護意識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當然離不開經驗的積累。

　　記者調查發現,在河南不少勞力輸出地區,出外打工以“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模式居多,也有單槍匹馬出外闖世界的。但散兵游勇式的務工者在找工受挫、舉目無親、生活無著的情況下,迫于經濟壓力,加上不法分子的引誘、教唆,不排除鋌而走險走上歧途的可能。

　　從阿濤家人、鄉親對其的評價,以及與阿濤本人接觸的深入,記者了解到阿濤從小并不是壞孩子,也是懂事的人,這樣一個理應具有交友辨別能力的成年人,為什么會和一幫專干搶劫的人交上朋友呢?對這個問題,阿濤自己也難以說清,他對記者表示,打工的生活枯燥無味,沒有朋友,這時如果有人愿意跟你聊、而且能聊到一塊兒去,求之不得,也就容易犯糊涂。

　　記者手記: 誰能給阿濤們一個蘋果?

　　九年前,阿濤孤身一人南下廣東“撈世界”,年少時的想法簡單而豪邁:到廣州一年賺幾萬塊錢,然后就回家。

　　理想溫熱,現實卻是無情。

　　缺乏找工經驗,被無良中介騙走了生活本錢,連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脅；背井離鄉,舉目無親,生活無著、找工受挫、內心孤寂,連個聊貼心話的人都沒有。阿濤所遇到的這些情況,相信不止他一個人經歷過。

　　還有多少個曾走上彎路的“阿濤”沒有回頭呢?

　　在蘭考汽車站送記者搭車的時候,阿濤這個性格內向、言語不多的豫東漢子,不知什么時候買來滿滿一大袋蘋果和橘子,硬是塞到我手里,竟讓我的喉嚨有些哽咽。

　　看著那些紅撲撲的蘋果,我默默地想,九年前阿濤孤身一人在廣州落泊潦倒時,要是有人給他遞上一個蘋果,哪怕只是小小的一個,或許他的命運會完全不同……

　　�］敵龅乜梢宰鍪裁�?

　　蘭考嘗試 “村企勞務對接”

　　為了避免務工者上當受騙,作為勞務工輸出大省,河南各級政府的勞動部門采取了多種辦法。

　　如開封市注重打造勞務品牌,在京、滬、粵、江浙等地建立了勞務輸出基地,廣東中山、東莞等地鞋廠僅蘭考籍鞋匠就達l萬多人,成為當地鞋業主力軍；蘭考縣開展有序輸出,即有序地開展“訂單勞務”、“定向輸出”、向勞務輸出基地企業輸出。

　　開封市在勞務工培訓方面進行了制度創新,把分屬于勞動、農業、扶貧等部門的培訓資金進行整合,用于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還實行了“一券通”制度,由政府向勞務工免費發放“培訓券”,勞務工持“培訓券”到定點培訓學校進行培訓,學校憑收回的“培訓券”向政府報賬,解決了勞務工交不起學費的問題。據統計,該市每年培訓的勞務工達10多萬人次。

　　“我們試點開展的‘村企勞務對接’模式很有效。”蘭考縣勞動局副局長呂海標告訴記者,該縣從兩年前開始試點,即以村為單位組織農民工集中輸出到某一企業,并派一名村干部到用人企業協助管理。這種做法不僅便于組織生產管理,將散兵游勇組織起來,有效破解企業工荒,也避免了單打獨斗的風險,便于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有利勞資雙方。蘭考還大力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被評為“返鄉創業之星”的城關鄉姜樓村人賈喜,1982年南下深圳做蔬菜生意,在近三十年的蔬菜生意經營中掌握了中高檔蔬菜的種植、加工、儲運等重要技術,并積累了一定的資金。2009年,他回鄉創業,成立了家家喜蔬菜種植合作社,新建新型溫室大棚300多座,發展優質無公害蔬菜種植基地620畝,成立了蔬菜種植新技術專業服務隊,安排本村剩余勞動力50多人。(南方日報記者洪奕宜 河南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