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固然應擔責，但一種農藥既然被禁用，為什么還能輕松買到？而海南全省僅有一臺定量檢測設備，怎么能保證農產品得到充分的檢測？禁用農藥檢測名存實亡，監管的漏洞顯而易見。問責“毒豇豆”，板子不能僅打在農民身上。

　　進入廣州市場的海南豇豆也被檢出含有禁用農藥成分———在武漢發現毒豇豆之后，毒豇豆事件就在全國發酵，各地紛紛宣布檢測出毒豇豆的消息。農業部亦為此發布緊急通知，要求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

　　繼各種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毒豇豆事件又讓公眾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而忐忑。與毒奶粉事件之類不同的是，在同樣的擔憂與憤怒之外，毒豇豆事件更讓我們多了一份同情和憐憫———多少農民兄弟付出的不菲成本和辛勤汗水，難免將要付諸東流，其中海南農民更是首當其沖。毒豇豆被打上了海南的標簽，無論被檢出殘留農藥的海南豇豆是否只是少部分，海南全省20萬畝豇豆遭到“連坐”恐怕都在所難免，最后遭受打擊的必然是一些樸實而善良的農民。

　　毒豇豆關乎民眾生命健康，當然需要嚴厲查辦；但是，如果僅僅將文章做到這里，顯然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善治。一個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被揭出，需要引起的不只是事后的防控，更應有“療救的注意”。毒豇豆事件要想成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典型案例，必須有更寬闊的反思視角和更深入的監管力度。

　　毒豇豆事件之于農民，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無意為之，一種是有意而為。

　　說是無意為之，因為有可能很多農民只知道這種農藥治蟲效果好，而并不知道它屬于禁用農藥，更不清楚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甚至于，在必要的時候噴灑這種農藥，很可能在當地只是一種“慣例”。可資佐證的要點：一方面這種農藥既然能夠輕松買到，農民當然可能據此認為可以使用，倘若屬于禁用，監管部門為什么還讓它們出現在農藥市場上呢？另一方面，檢測出禁用農藥超標關鍵要靠精密儀器的明察秋毫，海南檢測不出來被武漢檢測出來了正是因為設備的不同，因此不能排除往年的豇豆有可能就是這么“合格”的。

　　在農民無意為之的情況之下，卻讓農民承擔全部損失，顯然有失公允。應該追究禁用農藥生產銷售單位和有關監管部門的法律責任，與此同時積極保障受損農民向其索賠追償的權利。

　　退一步說，就算少數農民明知這些農藥屬于禁用而故意使用，遭受血本無歸是否就可以視為罪有應得呢？或者說，是否同樣應該有人為此承擔連帶責任？

　　這里首先有一個質檢品質的問題。農產品檢測分定性檢測和定量檢測，前者只能檢測農藥總量是否超標，無法查出農藥種類；后者則可以精確到農藥的種類和含量，但每個瓜菜品種每次檢測費用高達2000元。而海南全省僅有一臺定量檢測設備，怎么能保證產品得到充分的檢測？

　　這種情況是否僅為海南一地特有現象，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武漢市此次采用的是定量檢測，倘若武漢使用的也是定性檢測設備，這起毒豇豆事件可能不會發現。那么，禁用農藥檢測長期名存實亡，監管的漏洞就顯而易見。問責“毒豇豆”事件，板子不能僅打在農民身上。

　　此外，農民之所以會使用禁用農藥治蟲，很大程度也與消費者的消費偏好有關。因為大多數的消費者都希望買到面相好的沒有蟲眼的豇豆，越是面相美觀的越是能賣到好價錢，越是綠色的無公害的卻越是賣不出去，農民因而在蟲害多時傾向選擇高毒農藥。這個意義上，消費者的理性消費，同樣是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力量。有關部門不僅要指導農民合理使用農藥，也要指導消費者合理選擇農產品。

　　□舒圣祥(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