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義上，當政協委員就必須“說話”。去年兩會時表示“以后再也不說了”的全國政協委員張茵今年在會前就已“食言”，忘記“板磚”繼續說話，表明張委員深明履職之責。不過，呼吁社會各界“不要歧視富二代”的“張茵說話”(3月2日《廣州日報》)，卻再度令人錯愕。

　　這種錯愕，首先是急著為“富二代”正名的張茵委員可能混淆了輿論批評與社會歧視的概念。的確，一段時間以來社會輿論對“富二代”群體的批評時有所聞，比如，感慨一部分嘴里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不求上進”“富而不貴”，指斥某些開著寶馬鬧市飆車的“富二代”“目無法紀”等等。但是，批評并不是歧視。在現代社會，事實上是沒有人能拒絕批評。面對批評，正確的態度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何況，輿論批評的背后，無非是希望財富新貴們能擔負起與財富相匹配的社會責任。

　　“歧視”，主要是指一些人或群體，由于出身、戶籍、性別、年齡、身體或經濟狀況等原因，得不到平等的升學、就業、參與機會。比如某些殘障人士、艾滋病患者、乙肝病毒攜帶者，以及一些女大學生遭遇的就業歧視。與此對照，不過是聽了幾句批評的“富二代”，還好意思說是“被歧視”嗎？

　　因此，所謂“歧視富二代”，完全是個偽命題。張茵委員需要明白，并不是社會“歧視富二代”，而是有一部分富家子弟的確修為不夠，招致公眾反感。作為財富的承襲者，最基本的修為是對財富的來源有清晰的認知。此前有調查報告稱，未來5至10年將是非公有制企業主交接班的關鍵時期，如果缺乏認知財富的基本修為，很難保證不會落個“敗家子”的罵名。“富二代”們必須認識到，財富不僅意味著巨大的誘惑，也意味著巨大的責任。為了社會公平、和諧，“先富”者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至少不要炫富、斗富和為富不仁。

　　更重要的是，張茵委員還應該明白，站在全國兩會的會場，她的發言代表自己，更要代表身后那些不能親臨現場的人們。這個社會的確還存在某些歧視現象，代表委員應該為消除所有歧視現象而發聲，而非狹隘地基于一個偽命題為特定階層“代言”。

　　政協大會發言人趙啟正說：“政協最大的權力是話語權。”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議程中，掌握了話語權的代表和委員們，更公正、更有責任地行使包括話語權在內的一切權力。(易艷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