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情況并非數字上看來那么樂觀。與國際婦女參政相比,我國在這方面的進步非常有限。廣東省婦聯婦女研究中心會員、廣州市委黨校教授葛彬說:“女性頭頂上放著一塊‘玻璃天花板’,高層領導職位讓女性看得見,卻極難夠得到。我希望,正在舉行的全國兩會能關注這件事關婦女發展切身利益的重要問題。”廣東某市檢察院的一位女性副院長也說:“我多年工作兢兢業業,年年評優秀,事事敢闖敢為,領導在人前人后也頗為賞識我,但每到競崗,我總是不在提拔名單之列。”她的同事悄悄地說:“與她同級的都提上去了,可領導即便外調也不愿提拔她,就因為她是女性。”

　　我國女性參政結構上,“三多三少”問題依然突出:即副職多正職少,虛職多實職少,邊緣部門多主干線少。

　　新中國成立以來,女省委書記和省長僅僅出現過四個。目前,孫春蘭是唯一在任的女省委書記。而自青海省省長宋秀巖辭職后,中國女省長出現空缺。在廣東省政府網站所公布的57個部門中,僅有3個女性擔任正職領導。

　　另外,我國全國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雖然已經由第一屆的12%上升到第十一屆的21.3%,跟聯合國要求的婦女在議會30%的比例還有不小的差距。在國際上的排名由1994年的第12位下降至2009年的52位。在歷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女性的比例更加低,本屆女委員比例為17.6%。

　　女性官員

　　跨過社會和家庭的坎不容易

　　“我感到最遺憾的,還是在兒子小的時候,我沒有陪在他身邊,他整個小學期間我只參加過一次家長會。后來,我發現,自己一和他說話,他就很不耐煩。”

　　一位女廳級干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述說了她從政及處理家庭關系的體會。盡管已經位高權重,但這位母親說最大的虧欠還是兒子。

　　“有從政愿望,同時又有從政能力的女性領導人才,能夠被組織人事部門選拔出來的幾率是非常低的。”步入政壇多年,這位女廳官坦言也遇到“玻璃天花板”。因此,她認為,在與男干部一樣的工作出發點之外,女干部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覺得女性能夠上領導崗位非常不容易,自己是很幸運的,因此要珍惜機會,搞好工作,回報組織,并且維護女干部的總體形象。

　　人們普遍認為,女干部追求完美、感情細膩、心思慎密,工作起來任勞任怨。但不少人有些謹小慎微,抓的東西過于瑣碎,指揮工作也會稍微羅嗦一些。她也不否認這種說法:“所以,我在工作時特別注意要抓大放小,淡化性別特征。”廣東發展銀行廣州分行黨委書記、行長王桂芝是單位中“稀有的”正職領導,談到自己的“秘訣”,她認為細膩是女性大多天生具有的,在管理工作中就要展現有魄力的一面,將細膩與干練、豁達相結合。

　　工作責任和家庭責任的矛盾困擾著許多女性官員。“我從許多同事那里了解到,這些的確是個問題。比如我和我的兒子,小孩上中學后,我意識到我再不彌補‘母子危機’,對孩子成長會有永久的傷害。于是,當我從外地調到廣州工作時,就將讀初中兒子帶來。從此,我們朝夕相處,即使我出差也要每天通電話,四年后我們終于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我覺得最幸福的是,當他晚上做作業時,會忽然叫一聲‘媽媽’,笑一笑又繼續學習。”

　　此外,關于女人最敏感的年齡問題,這位女廳官坦言,在三十多歲時,她常處在焦慮中。一方面,當時擔任縣領導,面臨完成經濟指標、擔心出現突發事件的壓力,令她連晚上也睡不安穩；另一方面,作為步入中年的女性,她也時時想到自己要老了,看到二十多歲的人就心慌。后來,隨著工作經驗增多,自信心增強,已經跨入四十歲的她漸漸從容起來,懂得享受工作和家庭的樂趣。她開心地說:“從容,這的確是女干部所需的。這會令你的下級也輕松些。”

　　女干部最尷尬、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位在科研單位工作的女處長說,都是與男女關系有關的。當男同事講黃段子開葷玩笑時,女干部不能太認真地去阻止,否則會令大家掃興,只能不答腔算了。如果與男性的上級或者下級多接觸一些,就怕會被人風言風語地議論。“這一點對女干部的聲譽和心理,都最具殺傷力。”

　　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女干部往往會被外界要求較為苛刻,“方法就是保持檢點和穩重,盡量少到娛樂場所去”。女廳官笑著說:“這也是照顧老公的想法,有利后院安定。”

　　婦女學者

　　公選不能變成選“公”干部

　　女性領導結構中,越到高層人數越少,越是高層越呈現“單棵獨株”。其原因,一是女性成才的整體后備力量素質薄弱；二是干部選拔任用中許多外部環境因素對女性成才不利。對于這種女性發展“玻璃天花板”問題原因,一些婦女問題的研究學者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葛彬教授認為:原因有文化因素和機制因素。

　　她說,人有生理性別是社會性別之分,社會傳統文化對男女角色進行了定義,譬如男強女弱、男主外女主內。很多人認為女性不需要奮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這都是文化因素對女性的歧視。另外,在目前的人才選拔機制上,沒有做到對女性的絕對公平。很多選拔面試中,面試官員往往會傾向于給男性競爭者多一點分。

　　華南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主任王宏維教授對此也有同感。她表示,現在許多地方進行公選干部工作時,對女性或多或少有偏見,選出來的干部中女性比例較低。“公選干部不能變成選‘公’干部,要出臺政策提高女性從政比例,來保障婦女權益。”她說。

　　葛彬建議,政府有責任為女性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和提升自身素質的通道,制定公平的政策,改進用人選拔機制,加強對女性的文化教育,真正實現男女性別平等。社會特別是對單位“一把手”普及社會性別理論,消除對女性的歧視觀念,更多地關注能力。另外,全社會也要共同關注生育成本的問題,改變傳統全部由女性承擔生育成本的觀念,讓男性也休產假,更多地參與家庭事務。

　　在一次調研中,在回答“您是否為一把手”的問題時,70%的女性領導選擇“否”。這種缺乏自信心的現象,是阻礙女性自身成長的重要因素。在惠州工作的李女士(化名)的經歷就是很好的說明。今年初,李女士因表現突出獲得了晉升科長的機會,是部門正職。說起來也不算什么,但她卻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就是因為擔心無法兼顧家庭。“有家庭、有孩子的女人,當一把手肯定會力不從心。”李女士一直有這種感受。

　　同時,提高領導水平也是女干部自身的必修課。王宏維說:“省委書記汪洋最近寄語廣大婦女,以有為謀有位,以貢獻謀福祉。的確,女性只有學得好、干得好才會嫁得好。提高自身素質,端正人生態度,才是女性提高地位、實現人生價值的自我解放途徑。” 南方日報記者林亞茗李強曹斯 實習生張少鵬李惠媛

　　-相關

　　陳至立:

　　高層次女性人才

　　發展不盡如人意

　　全國婦聯近期啟動了高層次女性人才成長的研究工作,旨在推動“玻璃天花板”的拆除。

　　3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至立在與網友交流時說,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女性就業的人口已經占總就業人口的45%以上,公務員當中女性也占到40%以上。現在本專科的女大學生占大學生的比例達到了49.8%,碩士生已經達到了48%,博士生也達到了34.7%以上。

　　但她也指出,高層次女性人才的發展還不盡如人意。女科技工作者雖然占總數1/3,但是院士、所長的比例很低,院士當中只有5%的女性。

　　她坦言,女性在事業成就過程當中確實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女性要生育、撫育孩子,在事業生涯當中有一段時間是有困難的,不得不停下來至少半年,或者懷孕期間多少受點影響。這不是女性個人的事,是社會人類的延續。女性不僅是為家庭做貢獻,也是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貢獻,因此她呼吁要在政策上給女性一定的支持,她認為這是社會對女性特殊貢獻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