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闡述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舉措時，有“規范灰色收入”這樣的表述。日前，在全國政協無黨派委員聯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委員張抗抗對報告中“灰色收入”提出疑問——灰色收入到底是什么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是否要將灰色收入合法化？這引發了代表委員們強烈共鳴。(3月7日《新京報》)

　　不必諱言，在種種話語權博弈的背后，就是不同利益在博弈。只有各種意見都能得到充分表達的空間，相關決策最終才能無限趨向于公共利益。“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夠引發代表委員強烈的激辯，也就是因為背后包裹著復雜的利益博弈。

　　“灰色收入”的確是個模糊概念，它不在司法解釋之內。因為法律上只有合法和非法收入之說。這讓“灰色收入”有時成為一些腐敗官員逃避嚴懲的借托。就在不久前，在重慶打黑引人關注的文強案中，文強就不惜公布自己有大量違紀收入，聲稱平時過年過節下級單位送來的紅包、煙酒等“灰色收入”被計算得太少。盡管《刑法》引入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是量刑標準卻存在較大的彈性空間，于是，“灰色收入”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起到消減罪責的作用。

　　只有最大程度地堵住制度政策層面的缺陷，才不會為那些非正當與非正義的行為提供生長的空間。此前有研究表明，現在存在的“灰色收入”數額驚人，表現形態極其復雜，這些問題的存在，必然影響到收入分配的公平與公正，影響到公共利益與民生福祉的保障。

　　如果連代表委員對灰色收入到底是什么收入，對“規范灰色收入”到底是不是將灰色收入合法化都搞不清楚，這項工作在施行的過程中自然難免會陷入更大的錯位。既然兩會賦予代表委員對政府工作報告進行審議與討論的職責，那么代表委員面對其中“灰色收入”這樣的焦點爭議，自然有必要起身激辯，而不應只是抬頭贊揚，低頭學習，或者安之若素，沒有任何反應了。□單士兵(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