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工人”以一個群體形象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時，31歲的肖紅霞在太平洋另一頭的深圳市依然過著平凡而忙碌的務工生活。她告訴記者，自己就是四名女工合影照片中的左起第一人。

　　肖紅霞和她的工友是中國這個龐大“世界工廠”的“螺絲釘”。在中國，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尚未獲得與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身份，因而被稱為農民工。金融海嘯來襲時，中國制造的平價商品依然是西方家庭的生活必需。中國成功“保八”及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產生的積極影響，令中國農民工形象在國際視野中更加亮眼。

　　但是，這個超過2億人的群體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隨著農民工的第二代在城市邊緣長大成人，農民工問題早已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問題，它延伸至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眾多神經末梢，成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疑難雜癥的復合體。當出生于上世紀90年代前后的一代人進入務工年齡，中國不得不直面“農民工2.0時代”的到來。

　　此次中國兩會期間，“新生代農民工”引發熱議。來自上海的農民工代表朱雪芹說：“農民工子女教育事關長遠，這幾乎成為最操心的事。”遠在深圳的肖紅霞，兩會期間發短信告訴記者：“我7歲的兒子正在深圳上學，教育費用對我們而言很高，但愿他能成才。”

　　“作為家長，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第二代依然是農民工。在城市出生的二代，他們對土地沒有依戀，有的從未到過鄉村，而身為父母的我們又太過繁忙，沒有充裕的時間陪伴他們成長，二代人疏于交流，且缺乏學校教育，對‘新生代’而言，未來將釀成社會問題。”朱雪芹不無擔憂。

　　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學者、廣州大學教授謝建社也有著相同的憂慮。他說：“新生代農民工是有‘夢’的一代，他們對城鎮的認同要遠遠大于對農村的認同。他們迫切想融入城鎮，但又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退回農村，卻當不了合格的農民。”

　　謝建社和他的團隊在中國廣東、江西的監獄、看守所調查時發現，監獄新犯人中除無業人員外，以農民工的比例最高，而在農民工罪犯中，八成以上是新生代農民工。他認為，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尚不能順暢地融入城市，而為社會發展帶來隱患。

　　過去兩年間，身為人大代表的朱雪芹不定期地走訪上海當地的少教所，輔導“迷途”的孩子。“第一次走進‘大墻’內，我震驚了，這里有相當一部分‘失足’青少年就是農民工二代，他們脆弱而敏感，覺得受到歧視，對城市和城市人容易產生敵意。”

　　“重要的是，整個農民工群體依然沒有獲得市民身份。”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析，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劃分第一代和“新生代”，更重要的是中國整個城鄉勞動力供求關系已發生改變。

　　他說，作為一個整體，農民工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中的地位已經上升。一方面農村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回到農村的農民工大部分已無法再務農；另一方面，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已成為一種“剛性需求”，在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就自然出現了“用工荒”。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蔡昉認為，現階段最迫切的是戶籍制度改革，幫助農民工獲得市民身份。在無法一步到位的情況下，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最大限度地擴大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也相當重要。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建設人力資源強國’，事實上，農民工群體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人力資源，政府提供引導、培訓等，都是公共政策的應有之義。”全國人大代表、上海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說。兩會期間，他提出培養農民工的市民意識還需仰賴城市豐富的職業教育資源。

　　嚴誠忠認為，農民工與城市白領同樣渴望各種教育資源，他們也需要職業生涯規劃、勞動心理學輔導、普法教育等。

　　“其實，我們對法律心存渴望。”朱雪芹說，當選人大代表之后，發現法律知識原來可以幫助這么多不同年齡的農民工維權。

　　種種跡象表明，在“農民工2.0時代”來臨時，中國的社會治理依然面臨重重考驗。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資深專家周俊南曾撰文指出，半個多世紀來巴西的發展道路曾留下一些教訓，對于中國或有啟示。他提醒，及時調整和完善教育結構、盡早在社會再分配領域向弱勢群體傾斜等，都將有助于處理好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蔡昉認為，中國所面臨的農民工問題“升級”現象，本身不是一件壞事，政府如應對得當，則可順利完成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

　　朱雪芹期待，再過20年，農民工這個名詞，從中國人的話語中逐步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型產業工人的群像。(記者　許曉青　李建敏　肖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