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3日電 題：農民工代表的“兩會”時間

　　中新社記者 張蔚然

　　已經晚上12點了，康厚明還是睡不著覺。半個小時前，最后一個記者才離開他的房間。他自嘲，他的“‘兩會’＝會議﹢記者”，但后者給他的壓力更大。“我的空閑時間給了將近200個記者。”

　　康厚明，重慶市城建控股(集團)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處農民工班班長、全國人大代表。16年前，他還是剛從重慶市永川區來蘇鎮石牛寺村走出來打工的青年，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就著一張破席子，也睡不著覺，心里想著什么時候才能買房子娶媳婦。

　　16年過去，媳婦早娶上了，房子問題也看到了解決的曙光。他開始擔心所有農民工的房子、票子、媳婦、養老、醫療問題，“我家中7個兄弟姐妹都在外打工，他們也同樣關心這些。”

　　今年是康厚明第三次參加全國“兩會”。全國僅有3位像他一樣的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分別來自重慶、廣東和上海，代表1.5億農民工。他們雖進入城市，但仍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沒有完成實質意義上的城市化。與此同時，這一群體也在不斷分化，出現了與老一代農民工具有顯著差異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提出更多挑戰。

　　康厚明面對的挑戰也不小，他與另外兩名農民工代表經常聊QQ，“有什么問題大家一起商量商量”。3年來，他一直在學如何更好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時候，我還沒有學好，就被推到記者跟前了，壓力特別大。”

　　今年“兩會”發言，他講的最多的是希望“更平等”、“更快”。他希望很多惠農、惠農民工措施能一步到位，“很多針對城市出臺的政策都是一步到位的，我希望針對農民的政策也能一步到位，就像這次修改選舉法一樣，更平等。”他還特別關心農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轉移接續問題。“我知道這方面正在逐步改善，但我希望能夠快點、再快點。”

　　有時候，他會覺得一些企業代表說的話不太好聽。“開會的時候，他們總向領導要錢要政策，他們為什么從不提自己企業工人、農民工的待遇解決了沒有？有沒有為他們交保險？我希望這些問題也能得到同等重視。”

　　雖然有些牢騷，但今年他還是感到特別開心：“選舉法修改了，我想再過幾年，農民工、農民代表可能會更多，到時候會有更多的人為農民工說話。”

　　“很多農民工希望留在城市生活。和我一樣，他們也知道買不起市區的房子，遠郊、區縣就可以。希望能有措施幫著他們實現這個愿望。”

　　遠在千里之外的重慶山區，康厚明76歲的母親一邊守著電視機想發現哪怕“自己兒子的一片衣角”，一邊獨自照看十幾只雞、幾頭豬。每次接到母親打給他的電話，康厚明都會想起房子，“再攢點錢，趕緊安家買房，把她接過來住”。

　　帶著《立法規范農民工工資支付、增長機制》的議案，他希望政府盡快幫助農民工收入較快增長，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盡快抑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并且加強農村新生代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升他們的進城就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