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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觀念上，主要表現為對媒體始終是防范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如果我給我們的官員整體應對媒體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線附近。因為從總體上看，眾多中國官員面對媒體時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經對一些官員進行過公關培訓，當時一提到媒體，他們都流露出較為厭惡的表情。當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如何與媒體相處的訓練，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們面對媒體來表達。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看起來我們國家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要求增強信息透明度，但現狀仍然是“說，負責任；不說，不負責任”這樣一種不對稱的責任體制。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自身素質所及，還是制度要求所限，對中國官員而言，“不發言”、“少發言”可能會更合適。此外，他們正處于一個公民意識日漸增強、媒體輿論日漸活躍的社會環境中，在重壓之下，他們更不愿意和媒體、公眾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網絡上傳播著一些所謂“雷人”的官員語錄，其實它們正是某些官員不適應現階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種表現，而這些語錄，也不能代表官員的整體面貌和狀態。

　　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看，中國官員們還是在試圖改變自己，增強自己應對媒體能力的。比如，各級政府現在很重視培訓工作，很重視網絡輿情，還很在意能在媒體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現得更鮮明一些，把自己的觀點表現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東省某些縣市，縣委書記和政府宣傳部對網絡媒體的開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嘗試。例如用網絡讓老百姓做一些評選工作，挑選最受歡迎和最不受歡迎的官員講話。這些嘗試，多多少少開始讓中國官員面對和接受社會的改變，逐漸熟悉在一個改變的環境中執政和管理。總體上看，中央官員適應環境的能力要略強于地方官員，因為無論從眼界、視野，還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異。

　　而與國外官員相比，我認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過淺層次的培訓獲得。差距主要在觀念方面，我們的官員對媒體始終是防范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隨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動地運用傳播規律、傳播技能來與媒體互動呢？只怕這時就會有警戒的聲音響起：言多必失。

　　但現在，“少說話”“不說話”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態勢了。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做的輿情監測中，有一點比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在覺醒，而覺醒速度要快于基層官員的執政能力提升和改變的狀態。所以，基層官民的對立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突出。

　　我主張要讓中國官員都“學會對話”，除了體制改革，還要有培訓的輔助。但與媒體期待相比，改變現狀的速度會有一個差異問題。不過，隨著今后年輕干部走上崗位，速度問題可能會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轉變至少需要5年、10年時間。所以，中國官員的能力要想符合媒體期待，沒有5年、10年也很難做到。因此，我認為社會需要有耐心，而我們的官員要有緊迫感，行政體制的改革需要有緊迫感。可能現在的差距大家還能接受，但若等到價值觀完全沖突時，社會危機便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沖撞出來，那就為時晚矣。(鄧媛/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