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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江蘇省睢寧縣發明了“良民”評級制。該縣政府將每個公民私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入了大眾信用征集系統，如被評為“招商引資、平民英雄”獲表彰+20分，惡意欠繳電話費-20分。縣里成立了“睢寧縣大眾信用征集管理辦公室”，在當地媒體上公布公民的姓名、單位、住址和加減分分值及原因。

　　睢寧縣政府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希望通過這樣的手段，提升公民素質和社會風氣。但問題恰恰在于，公民信用系統的征集，本身是復雜的系統，它需要完整的立法過程。在缺乏統一規定和立法依據的情況下，一個縣級政府沒有權力評判公民的私德，更無權力將個人隱私加以公布。

　　列舉一下該縣政府對大眾信用的征集標準，不難發現這種信用征集背后存在著權力的吊詭。一方面是用權力的平臺隨意公開評判公民的私德；另一方面在評價標準上也找不到基本的法律依據，甚至出現了招商引資成為信用加分項，顯示在權力和公民權益的天平上已然失衡。

　　好的出發點，要與過程的合法性結合在一起，才能證明其真正的價值。該縣主政官員高調稱要“嚴管民風”，讓群眾“一處守信，處處受益；一處失信，處處制約”，卻忘記了權力首先要在法律體系下謙卑地運行。民風可倡、可導、可引、可領，唯獨不能以一縣政府之意志隨意征信、發布。

　　作為地方政府，在公眾的道德建設和社會風氣扭轉方面，所擁有的惟一武器只是法律賦予的權力，在法律沒有規定的任何空間，公權力不能超越責任范疇，侵犯公民的基本生活。與之相反，公民有權監督地方政府的信用，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本來就是公民賦予的。

　　如果說公民信用系統的建立，要以法律為準繩，這個信用系統的使用更需要謹慎。在睢寧縣的個人信用征集計劃中，所謂的個人信用，是和各種審查和執照、貸款等申請聯系在一起的。個人信用不是不可以和這些申請相聯系，但是，公民信用系統有門類之分，在不同的信用評價上標準也有區別。每一個部門的信用審查，都有自身的審查規定。比如，不能因為闖紅燈,就在發放貸款方面設限。如果無視這一前提，隨意將信用和道德拼湊在一起，就容易出現國家權力的錯位，就容易傷害公民的權利。

　　更不妥的是，那些信用評級較“低”的公民個人隱私，被《今日睢寧報》公開。這種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容易讓人理解為，地方政府在用公權力向私人領域示威。可能有人會說，銀行就有自己的征信系統。但是，誰見過銀行將個人信用作為其他領域的判斷標準，又有誰見過銀行對外公開個人信用？作為個人隱私中的一個環節，個人信用涉及道德，也涉及個人權益，每個人的信用，就是他一生的道德身份證。一旦撕毀了公民的道德身份證，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權力尺度。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讓公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嚴。而公民尊嚴的前提，正是私權不受公權的侵害，自身的自由也能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有責任維護公民的合法信用，卻沒權力衡量和評判公民的私德。因為尊嚴不但是公民生活得更好的保障，也是現代政治文明之下的底線和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