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建“貪官博物館”的話題在網絡微博里高速傳播。3月26日，發博者大邑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透露，包括全力參與競拍貪官贓物等具體操作方式已有考慮。“一定要和紀委等有關部門聯合來做，相信一拍即合。”(3月27日《華西都市報》)

　　乍一聽，建“貪官博物館”是個不錯的主意。一方面意味著把貪官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讓他們遺臭萬年；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直觀的現場教育，警示為官者廉潔從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象得那么天真。我以為，與其建“貪官博物館”倒不如建個“廉官博物館”。

　　近年來，各級紀委舉辦的貪官展覽并不少，為何貪官們還依然前赴后繼？實事求是地說，根子就在于對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社會廉潔的文化土壤十分貧瘠。一些官員視參觀貪官展覽為看熱鬧或欣賞，有的非但不以貪為恥反以貪為榮。要不，貪官贓物競買的場面何以火爆？慕綏新一個千元高爾夫球桿能拍出12萬元天價，王懷忠用過的一條舊鱷魚皮帶居然拍出400元？

　　想來，有資格入選“貪官博物館”的百名貪官，肯定都是貪污數額和能量非凡的“巨貪”。而由此不難想見，一旦“貪官博物館”真的建成，只怕未必能成為反腐教育基地，結果還有可能適得其反，最終淪為一些腐敗官員長“本領”的場所，一些行賄者長“見識”的地方。倘如此，談何對官員進行廉政教育，幫助干部和群眾樹立正確的財富觀、榮辱觀？

　　其實，我們并不缺少廉潔文化的因子，而是缺少廉潔文化生長的條件。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逝世時，病榻的枕下有兩件遺物——一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領導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殉職時，留下的遺物是八元六角人民幣和發展阿里經濟的12條建議。拿這些遺物和貪官的贓物比較，哪個對培養廉潔文化更有意義？相信誰都懂得這個淺顯的道理。(紀卓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