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睢寧縣這幾日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事情起源于該縣公開了《睢寧縣2010年1-2月份大眾信用信息征集及信用分值加減情況》，媒體普遍認為，這是在國內首創了一套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體系。報道稱，睢寧縣創造性地將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入了大眾信用信息征集系統，從銀行欠貸到早點擺攤，從官員受賄到司機闖紅燈，從欠繳水費到家庭道德等無所不包。這些行為全部被量化為分數，并將公民個人評為ABCD四個等級。

　　輿論反響的強烈，也許在意料之中。批評和支持，幾乎都有理由可陳。反對者的理由有這么一些：縣委政府向公民發放“良民證”的做法，不是一個公民社會中應有的合法行為，公權民授，政府沒有資格對每個公民進行信用的等級劃分，更不能據此對民眾行為進行所謂治理，因此，認定這是一種非法行為；縣委政府不能依據自行擬定的信用標準對公民行為進行評判，影響到公民的生存狀況，進而對政府號召的“招商引資”等功利性目的進行了質疑，以為這必將導致公民信用的泛濫。而贊成者，則肯定了睢寧信用事件的實踐意義。

　　睢寧事件的產生，以及造成這么大的社會討論，怎么說，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凡是引起了社會大討論的事情，其結果都是積極的，都是導引或者推進中國這艘航船前進了的。中國特色的信用，必然跟國外的信用范疇有較大的不同，不要否定一個政府對公民基本素質塑造或者要求的意義。一個事情從合理走向程序的合法，在特殊時期和特殊事件上，我們應該抱有一定的寬容。我們不要葉公好龍，那個葉公，總是盼望龍的降臨，但一旦真龍飛臨，他又害怕得要死。

　　一個當代中國公民的信用應該如何評價？一個具有了相當信用水準的公民，會受到何種社會尊敬？這些，僅有籠統和抽象，是無濟于事的，因此，睢寧成了第一個吃螃蟹者。如果在這個時候，強調所謂的法的程序性，那也是不現實的訴求。誰見過社會的變革是從法的層面完善和開始的？包括所謂最具有契約精神的美國，那么多的社會問題的涌現，最先解決它們的也不全是“法”。

　　改革者，并不都享受美名或者成功之冕。中國的市場經濟，到現在已經出現了誠信的障礙。中國人對中國人不怎么放心，外國人對中國人更不怎么放心。那么多的法的問題，都是由現在還不構成法的問題的誠信疙瘩糾結而成的。這個時候，我們還強調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還有多大的意義？睢寧的誠信等級劃分，跟所謂的國民等級，跟歷史上的元朝人的四級人等，一丁點邊也挨不上，但有人就偏要生扯死拽在一起。當然，睢寧實踐的信用，肯定存在量化寬泛、引用過濫的某些情形，但究其實質，它是對包括官員本身在內的所有人比較寬泛的信用行為的一次入檔、一次評定。遺漏之處，當然可以容忍，可以建言，可以修改，而不可一言打壓之。

　　筆者的擔心，是在睢寧那么一個彈丸之地，制造這么大的一個信用的事件，就算在當地有所建樹，也難以在中國這么一個浩大的空間里，產生一次真正的激蕩。一個區間里的小循環，怎么樣引發一個更大的循環，那才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