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市公安局主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長盧偉琪向社會公布個人手機號碼，接受群眾舉報涉黃涉賭違法犯罪。在24小時之內，盧偉琪共接到舉報電話90多個，舉報短信688條，手機平均1.8分鐘就響一次，多數來電來信都是舉報涉黃涉賭違法犯罪。(3月30日《南方都市報》)在一周的時間內，根據手機上320條涉黃涉賭的舉報線索，200多臺老虎機被警方打掉，成效相當顯著。

　　近年來，官員公開聯系方式的新聞并不鮮見。而曾經的新聞熱詞“昆明紙貴”便反映了民眾對官員聯系方式的“如饑似渴”。當時《昆明日報》用4個整版公布了昆明市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系電話，當天的報紙一面世，就被搶購一空。而官員手機號碼一經公布，立刻就會成為“熱線電話”，各類求助、舉報的信息源源不斷地涌來。

　　其實，全國任何一個轄區都有24小時值班的110；在東莞公安局的網站上，也明明白白地公布著東莞各公安分局以及交警大隊的熱線電話，還有網絡舉報信箱。既如此，為何民眾提訴求、反映情況，放棄日常“陽光大道”不走，偏偏熱衷于“擠”相關領導私人聯系方式這條“羊腸小道”？

　　問題的背后，折射的恰恰是一些職能部門日常工作中的不作為現象。

　　不作為之一，是“聽而不聞”。諸如“最牛區長信箱”回復著“沒時間跟你閑扯，你有意見到創建辦來面談”，縣長建言短信號碼居然有18位之多，“復雜程度堪比圓周率，提個意見都把手機鍵盤按壞了”……冷漠推諉的態度，人為設置的障礙，久而久之，這些“信箱”“熱線”公信力流失殆盡，民眾“敬而遠之”，自然而然地選擇“官員手機”這種立竿見影的解決“捷徑”。

　　不作為之二，是“聞而不解”。即便“有聽有聞”，但囿于職權范圍、辦事效率和某種程度上權大于法等畸形現實，一些職能部門對民眾的訴求、反映的情況，辦而不決或踢皮球玩太極，久而久之，民眾就失去了信任感。

　　東莞這位盧副局長公布電話后之所以“成效相當顯著”，“高效”背后的實質是接受舉報者有“副局長”這個頭銜，接到重要的信息可立刻組織警力調查處理。試想，一般職能部門、一般科室哪有這樣的資源和能量？

　　可以這么說，盧副局長的電話越火爆，接到的舉報線索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也表明當地公安部門平時的作為還不夠，而平時作為不夠或不作為，才導致黃賭毒等治安問題成積弊。

　　說到底，個別官員公布聯系方式，固然可以在短時期內暢通民意入口，但這與“信訪不信法”一樣，并不是值得效仿的常態。只有激活職能部門的職能，平常都“動”起來，各司其職，公眾的正常訴求能及時“消化”，舉報能及時受理，而不是靠個別官員公布私人電話搞“特別管道”，更不是靠個別領導的批示“特別過問”，才是民主、法治的常態。(劉晶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