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考究一些腐敗官員的成長史，我們常常慨嘆“當初就選錯了人”。這個根源，就在于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不規范、不健全。

　　近些年，從指定提拔、突擊提拔，到領導秘書提拔亂象，再到問題官員復出，諸般用人上出現的不正常乃至腐敗現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受到各界公眾詬病。特別是問題官員復出表現尤為明顯，每每成為輿論聚焦中心。一些干部一眼望見日后復出道路通暢，也便對問責滿不在乎，進而就會對現職工作滿不在乎。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出現種種失職、瀆職、不負責任的行為，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健全、不規范，失去了對干部的約束力。

　　諸如三鹿奶粉事件、膠濟鐵路超速事故、大頭娃娃奶粉事件、黑磚窯事件、襄汾潰壩事件、彭水詩案等，影響惡劣，一些官員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被問責。但是，令公眾大惑不解的是，不少被“高調問責”的官員，在事件逐漸淡出輿論關注中心之后，紛紛“低調復出”。類似情況一再出現，先前的“高調問責”就更有點像危機公關，我們怎能不懷疑事件背后的官官相護？

　　中央近日連發有關規范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4個文件，其用意就在于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建樹用人上的問責制度，以期共同構成事前要報告、事后要評議、離任要檢查、違規失責要追究的干部選拔任用監督體系。其中，就官員復出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干部受到調離崗位處理的，一年內不得提拔；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免職處理的，兩年內不得提拔；受到降職處理的，兩年內不得提拔。”

　　這進一步明確了官員復出的標準，意在糾正“低調復出”“無序復出”中的一些不正常現象。

　　平心而論，近些年有關選拔、監督、制約、管理、問責干部的制度在不斷建立健全。從對干部履職的問責，到干部任用的問責，再到此前不久出臺的“52個不準”黨員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其嚴格要求干部秉公用權、忠實履責、為民謀利的宗旨十分明確。但現實讓我們清醒：這一整套制度體系，只有真正執行起來，才會有效用。因而，我們在為新規出臺而歡呼的同時，更期待它們真正落地生根。否則，再健全的制度也無甚效用。 喬子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