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將有效抑制投機性購房需求。4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

　　國務院此次利用信貸手段重拳打擊炒房，其嚴厲程度為歷來之最，相信市場即有反應。

　　信貸調控之所以有效果，源于中國房地產發展高度依賴于信貸支持。但此次信貸調控能取得怎樣的效果，還是一個問號。一方面是信貸調控往往只是“止疼片”，并非治本之藥。目前可以說是全民炒房，根源就在于，不但房價上漲的預期未變，而且通貨膨脹預期在加劇。信貸調控顯然解決不了房價預期和通脹預期。

　　另一方面，信貸調控能否落實到位還需觀察。信貸政策一直是樓市調控的重要手段，但多數時候實際效果并不明顯，究其原因是，不少商業銀行為了各自利益，不僅不嚴格落實政策，反而違規操作。媒體曾多次披露過這樣的新聞：一個人貸款6.5億元買110套房，一個人可以貸款買35套房。此次出臺的信貸政策究竟能否約束這樣的炒房人和違規銀行呢？

　　再者，全民炒房時代還有一個特點是，不用銀行貸款也能炒房。例如，溫州人炒房就有多種融資模式：一是股權式合資，即按照房產項目總額的百分比投資；二是個人融資；三是“民間互助會”。正是因為存在這些民間融資模式，所以溫州炒房人敢于在全國炒房，而信貸調控對民間融資炒房來說是無效的。

　　信貸政策嚴厲之后，公眾自然而然期待更具殺傷力的稅收政策。種種跡象顯示，公眾熱議的房產稅即將登場。房產稅一旦與信貸政策同時出擊，炒房風險必然增加，房價沒有理由再繼續瘋漲。

　　但我以為，房產稅與信貸政策遏制的僅僅是市場炒房，遏制不了“權力炒房”。“權力炒房”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政府炒房，另一種是官員個人炒房。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曾指出，部分城市房地產有泡沫的原因有兩個，其中一個是政府炒房。我同意這種觀點。比如，一些政府部門掀起團購風，以大大低于市場的價格將一些熱點樓盤搶購一空，這難道不算炒房嗎？某些監管部門對開發商捂盤惜售不聞不問，甚至包庇縱容，其實比開發商炒房更惡劣。

　　再說官員炒房。僅上海就有兩位著名的炒房官員：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因為利用職權低價購房，被稱為“炒房區長”；浦東外高橋規劃建設處原處長陶建國接受開發商賄賂29套房產，被稱為“炒房處長”。炒房官員不是上海特產，我相信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這樣的官員。另外，還有一些官員加入炒房團直接炒房。

　　“權力炒房”對市場對公眾同樣有不少危害，因此說，有關方面既要打擊“市場炒房”，更要打擊“權力炒房”———調控樓市需要反腐同行。(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