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衛良等6名官員被“雙規”后，已有5人被批捕，1人被停職并在家靜候審查結果。案發緣于醫藥企業舉報，雖然5人已被批捕，但“針對藥監部門的調查仍在繼續”，也許還會有人涉案。雖然目前透露出的涉案金額尚不算高，但過于集中的腐敗窩案，還是讓業內人士喻之為鄭筱萸之后的第二次“地震”。

　　這次案發既非監督部門“明察秋毫”，也非哪個小偷“檢舉揭發”，而是處在藥監部門監管下的醫藥企業舉報。賄賂案中的行、受雙方一般容易達成攻守同盟，在私密性上也保持得較好。現實中出現受賄者被“咬”，要么是“收了錢沒干事”，要么是同類競爭者發現了其中的貓兒膩，但為官者有“光收錢不干事”膽量的畢竟是少數，即便沒運作成也多遵從潛規則而將錢退回或伺機“反哺”；“付出未得回報者”一般也不敢輕易將上面的“閻王”咬翻。

　　此次醫藥企業的舉報，足以折射出藥品監管領域腐敗的嚴重性。這種權力腐敗緣何總能“前腐后繼”？當時鄭筱萸是通過“地標轉國標”及GMP認證等，讓藥監系統可尋租的權力急劇膨脹。而在鄭筱萸2007年落馬后，藥監系統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一度更換了六七十位局級和處級官員。經過一番“刮骨療毒”，藥監系統“進入后鄭筱萸時代，陽光化的開始”。但此次再現窩案，說明權力尋租的問題依然沒有徹底解決。

　　公眾對藥監系統“積極的腐敗”保持高度警惕是有益的——某些官員將權力在影響他人的關節點上兌換成白花花的銀子，但公眾往往容易忽視對其另一種權力腐敗的警惕——故意有權不用有職不履以致社會失范。鄭筱萸時代，醫藥監管失效的現狀使得整個醫藥市場混亂不堪。而“后鄭筱萸時代”，頻頻發生的疫苗事件讓人感到其背后的行政監管執法依舊“輕飄飄”。據稱，此次落馬的衛良近幾年的工作大部分接觸的就是與疫苗、血液制品有關的企業。雖不能斷定其中一定存在瀆職行為，但屢禁不絕的事故至少暗含著執法不力的可能，正所謂有蛻變官員就有變質藥品。

　　一方面是不該集中的權力過度集中，另一方面是該行使的監管職權未能有效履行。這樣的權力運行生態背后，都牽連著權力行使者的“利益”：有利可圖的權力不妨盡量擴充，無利可圖的權力不妨極力逃避，在“趨利避害” 的權力運作模式下，平時大量的監管執法被刻意忽略，而將社會公共治理的任務悉數推至有利可圖的權力范圍。于是，一邊是頻繁失序的惡性治理現狀，一邊則是頻繁發生的惡性腐敗案件，它們猶如相互交織的毒蛇，不斷吞噬著政府公信力。

　　行政權力上的“積極腐敗”與“消極腐敗”其實是“一衣帶水”，有時“消極腐敗”的危害性更厲害。藥監領域的“積極腐敗”至少不會害死他人，“消極腐敗”下則是數以億計的公民面臨生命健康的巨大風險。既如此，對于權力的治理不能只盯住其腐敗的一面，平時的督政、勤政才能有效防止職權懈怠下的權力變質，進而提升公權運作的正當與合法。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