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價房本來是政府為了抑制高房價，動用公共財政補貼中低收入人群，以解決他們住房困難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價房項目不僅專供市直機關，而且被公務員大肆高價倒賣，從中牟利至少五千多萬元。市民說，多少家庭望房興嘆，限價房成了機關干部的提款機。

　　表面上用公共財政打造惠民工程，背地里為公權力部門自己謀取福利，這種典型的權力自肥，在時下房價居高不下、城市低收入者一房難求的背景下，更顯刺眼。而從網友曬出的溫州舊城改造建房挪作領導低價內部購房的清單，到深圳多個經適房小區里的公務員業主，種種信息讓我們不得不追問，到底有多少惠民工程存在權力自肥？

　　讓居者有其屋，這是政府應盡的憲法性義務。針對買不起房的低收入人群，動用公共財政以建設各種保障性住房，恰是政府履行義務的良法，也符合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屬性。

　　如果對公權的規范還不健全，一些時候權力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就會使保障性住房容易淪為特權房。早在1998年下半年，國務院就提出停止公務員實物分房，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種變通的方式從未間斷，甚至冠以惠民工程的漂亮借口，而藏納的是公權不可告人的自肥目的。

　　以經濟適用房為例，政策本意是由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企業或者集資建房單位建造，以微利價向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出售，實現政府社會保障的意圖。但一些公務員有違政策的良好初衷，借機改善待遇乃至發放福利，甚至像忻州一些公務員大肆倒賣謀取私利，如此現象和行為，會影響政府民心工程的公信力。

　　類似“民心工程”變成“傷心工程”乃至“斂財工程”的例子并不少見，其危害性也顯而易見，不僅污染了公權力的正義屬性，更容易造成官民信任的斷裂，為更大的社會沖突和震蕩積攢民怨，進而引發社會全面失范。從山西忻州的這種權力自肥現象，我們看到更深層次的一種集體性行政腐敗行為，更折射出政府公共財政行為監督的缺失。由此，對公權的治理勢在必行。

　　要防止此類“惠民工程”變為“權力自肥”，除了加快公務員財產公開步伐，最根本的就在于做實人大的財政監督權。無論是理論上還是憲政安排上，政府的公共財政行為都應置于人大監督之下，就其花了多少納稅人的錢，把錢都花在哪兒，錢花得值不值，有沒有權力自肥行為等，只有人大隨時盯緊了，政府部門才不敢懈怠。除此之外，再高效的輿論監督，再自覺的權力公示，都不足以徹底堵上“權力自肥”的種種“陳倉暗道”。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