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法》終于從審議走向表決。昨日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對國家賠償法等草案作進一步審議修改后,交付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閉幕會表決。

　　自從2008年10月《國家賠償法》初次審議稿出爐,修改過程可謂牽涉太多的關注,爭議紛繁。眾所周知,“三審立法”是慣例,但去年10月的三審稿出乎意料地沒有交付表決,延至第四次審議,足以看出立法過程中博弈之難,狀態之模糊。三審稿曾經將刑拘、逮捕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從以前的違法責任原則變為結果責任原則。即意味著不管辦案機關有錯沒錯,違法不違法,受害人只要受到了不應當受到的對待,即便是證據不足不予起訴,都有權利請求賠償。這一轉變獲得了民眾廣泛的好感,卻立馬引起了學界和以公安系統為主的實務界的強烈反應。

　　此次提交審議的四審稿重新回到老路上,一部分人松了口氣,一部分人則泄了氣。平心而論,僅將國家賠償走回違法責任原則道路歸結于部門利益的阻撓,是存在偏頗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案件還原過程中受制于客觀證據的清晰度與完整度,這就是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區別。有些案件不論辦案人員如何努力,證據先天性地缺失是改變不了的現實。比如,很多受賄案件過程都是一對一的,地點時間隱蔽,證據收集非常困難。這樣一旦法院認定證據不足,不僅放過了貪官,還要反過來給他們賠錢,豈非咄咄怪事?而且,在案件偵查、起訴、審理過程中,對于證據真實性與證據鏈完整性的要求是不同的。能批準拘留的不代表能提起公訴,能批準逮捕的不意味著必然有罪,如果都等同了,還要公、檢、法三方何用?一個部門就解決了。

　　澄清客觀現狀,并不意味著行政執法部門就能為所欲為。事實上,一些地方一些部門打著法律的旗號隨意動用強制手段的事情屢有耳聞。比較典型的就是,民眾因“誹謗政府”而獲罪,被跨地域追捕；或者屢屢視合法維權百姓為“刁民”,一抓了之。這也是民眾對結果責任原則趨之若鶩,對“不小心”被拘留、被逮捕誠惶誠恐的根本原因。但是,說到底,國家賠償金拿的還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屢屢為個別人的低級錯誤、濫用職權、目無法紀買單,是否合情合理,成本又是否過于高昂?

　　如果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能落到實處,民眾只要遵紀守法,根本無需擔心自己會“不小心”被“拘留最多37天”,更談不上考慮會不會獲得經濟賠償。因此,在我們關注如何完善《國家賠償法》的同時,還得下大力度避免一些本該為自己越權作為或者不作為負責的責任人得以遁跡于人前。而這正是我們最語焉不詳之處———不僅要讓因錯誤強制手段而受到“侮辱”的人獲得賠償,更要讓制造錯誤強制手段的人得到教訓。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