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十大高危崗位”調查及背后原因分析

　　近年來，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斷出事而見諸報端。一類是煤礦工人、礦井工人；另一類為落馬貪官、問題官員，這兩類不同的群體原本沒有多少可比性，但人們卻冠之以一個同樣的詞匯——“高危”。

　　當官也高危，是不是個偽命題呢？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也是一種高風險職業(yè)”，并認為官場十大高風險崗位分別為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jiān)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

　　這些崗位可謂“位高權重”，是為人民服務很好的崗位，其成為高風險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官場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

　　當今中國社會正急劇轉型，已進入了“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fā)期”，風險性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征，這種風險性已經實實在在地滲透到了各個階層、各個人群，包括官員，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礦”以及地方黨政“一把手”等官員的身上表現最為明顯。

　　官員的高風險，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何在？我們應如何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使政府部門的要害崗位，不再 “高危”？本期特別策劃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解答。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高官者說：

　　“我不喜歡‘地王’這個詞兒，難道土地價格稍高一點就是‘地王’了嗎？”——今年3月，北京市國土局副局長曾贊榮在土地拍賣現場“督戰(zhàn)”時說

　　“我也想去高速路上做收費員呢！”——面對收費站管理員月薪過萬的現象，江蘇省交通廳某副廳長在今年兩會上說

　　“把我放在一個地方工作，就等于把一個地方的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交給我。”——今年1月，陜西省吳堡縣縣委書記王勇在做客新華網時說

　　“2010年向人民群眾做出的100項承諾，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一定能辦到。”——沈陽市公安局局長許文在沈陽市公安局2010年《百項承諾》新聞發(fā)布會上說

　　“現在，社會上的業(yè)余組織部長很多，時不時地傳出哪個地方、哪個部門要動了，都是小道消息。我們的新聞發(fā)布是正牌貨，發(fā)布的都是權威新聞。”——今年3月，吉林省組織部長黃燕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拜托大家，一定要文明施工，把影響降到最低！”——今年2月，廣州市城鄉(xiāng)建委主任簡文豪在全市建設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工作會議上向到會的50家建筑施工企業(yè)三鞠躬

　　“王家?guī)X礦難確有問題。”——今年3月2 8日，山西王家?guī)X煤礦發(fā)生透水事故，國家安監(jiān)總局局長駱林在事故現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投資性的需求要不要抑制？我買房子不是為了我自己住，我是為了投資，這個必須要抑制。”——今年1月，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回應高房價時說

　　“還是問問別人吧，謝謝，我開會要晚了。可以多問問文藝界的委員，他們比我掙得多。”——一名身為國企老總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今年兩會上說

　　“去年歲末，電視劇《蝸居》被熱炒起來，間接折射出大都市居民面對高房價的焦慮，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人生百態(tài)。”——今年1月，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局長謝曉丹在某工作會議上說

　　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風險高”

　　什么是官場高危崗位？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是指責任重大或事故高發(fā)，最容易被問責的領導崗位；有人認為，是指情況復雜、人事關系盤根錯節(jié)，最容易 “中暗箭”、 跌跤子的領導崗位。但人民論壇雜志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心中的“高風險崗位”，還是那些最容易在廉潔問題上“出事”的領導崗位。而國土局長、交通廳長、公安局長、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建委主任、 市委書記、安監(jiān)局長、國企老總、房管局長被列為“高危” 崗位的前10名(如圖)。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調查6810人的結果顯示(其中在人民網、人民論壇網等網絡調查6250人，發(fā)放書面問卷調查560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風險高”。

　　“您選擇‘官員也是一種高風險職業(yè)’的依據是什么？”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61%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缺乏強有力的監(jiān)督”，39%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的實權較大”，20%的受調查者選擇了“在這個崗位上落馬的官員較多”。另外，還有10%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媒體的關注度較高”、9%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與老百姓的關系更密切”。由此可見，“崗位的實權較大”、“崗位缺乏強有力的監(jiān)督”是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做官風險高”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說，人們認為上述崗位的風險性最高，主要基于三個判斷依據：一是從“出事”的可能性看，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們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來也很難。

　　二是從實際情況看，已被紀檢監(jiān)察和司法部門查處、并被媒體廣泛曝光的貪腐案件中，這些崗位出現的幾率都很高。例如，全國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發(fā)生過正副交通廳局長索賄受賄案件，“工程上馬，廳長下馬”，幾乎成了交通基建領域的一句咒語。而從2008年年底開始的對李培英、陳同海等國企高官腐敗案的審判，因在犯罪金額巨大上屢創(chuàng)新高，也引起人們高度關注。還有在重慶的打黑除惡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機關某些人員與黑惡勢力的勾結狀態(tài)更令人吃驚。

　　三是從自身和周圍人群的感受來看，人們對侵犯自身利益的腐敗活動最深惡痛絕。被各種腐敗成本抬高的房價及屢屢發(fā)生的幕后交易，還有導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礦難事件，最容易引發(fā)群眾舉報和輿論關注，腐敗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國土局長、建委主任、房管局長、安監(jiān)局長等“涉地”、“涉房”、 “涉礦”的領導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

　　問卷調查不是精確統(tǒng)計，而是我們“觸摸”社會感覺的一種途徑。調查結果和實際情況也許還有距離，但總的來說，還是靠譜的。

　　為什么這些領導崗位會成為高風險崗位？

　　這是問卷調查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些領導崗位都屬于公共資源密集的行業(yè)或部門，項目密集、資金密集、權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額的財政、信貸資金，有的可以決定重大投資項目和工程花落誰家，有的掌握著高回報行業(yè)的準入權。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內的一些市場主體，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取資源優(yōu)勢，便把收買公共權力，作為最主要的經營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彈攻擊下，意志不堅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對一些“出事”的領導干部的調查表明，在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約監(jiān)督上，都驚人地相似。例如作為行政部門領導的交通廳長，經常同時兼任高速公路建設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或高速公路建設總公司的董事長，作為后兩個機構的“法人”，決策可以避開交通廳黨組的監(jiān)督；而后兩個臨時機構的班子成員，更沒有能力制約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現行體制下，公安部門是行政與司法的結合體，權力很多，也非常集中，優(yōu)勢是打擊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負責人貪贓枉法，制約監(jiān)督難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國有企業(yè)，如同一個小社會，企業(yè)領導人擁有財權、經營權、人事任用權在內的廣泛權力，想“撈錢”非常方便。至于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權力更大。特別在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家長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復活，為什么在個別縣市，買官賣官竟發(fā)展到半公開化、批量化的地步，賣官者本人還邊賣邊升，就說明在其管轄范圍內，制約監(jiān)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誘惑巨大，權力集中、制約監(jiān)督乏力，制度執(zhí)行不到位，是導致這些領導崗位成為“高風險崗位”的三個最重要因素。( 人民論壇雜志特約專家 黃葦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