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2010年1月1日之后有小偷小摸、計劃外生二胎、在網絡侮辱誹謗他人、無理纏訪鬧訪，甚至因為某種原因被媒體曝光或欠繳水費，你的信用檔案里都將被扣除20—100不等的分數；

　　如果你曾經被行政開除，判處刑罰，或行政拘留，那么你的信用等級將直接被劃到‘C’檔，進入‘誠信警示級別’。如果你并不在意，又做出不良行為，那么你的誠信將成為‘D’。相應的，你將失去申請執照的資格，也不能享受政策性扶持，乃至緊急救助。”

　　一個名為《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的規定，將個人信用評估按分值分為ABCD四個“誠信級別”。按照這個規定，上面記者的假設極有可能成為現實。當首批信用分值在媒體公示后，這個江蘇的小縣城一下子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一，征信內容過寬，限制了公民權利，是“典型的政府權力越位”；二，評級體系缺乏科學依據，分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官員和政府的判斷；三，是否官民平等，一視同仁；四，公民隱私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

　　睢寧政府為公眾信用狀況打分的事件，引伸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話題——公權介入道德領域，“合適”嗎？

　　從幾年前的夫妻看黃碟被拘案，到煙民在家中吞云吐霧面臨被曝光危險，再到小偷被迫在電視鏡頭前公開懺悔，個別地方政府介入道德領域的事件屢見不鮮。許多觀點反對公權力直接介入道德領域，但應承認，當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也著實頑固。如果政府不能管、公眾又管不了，怎么辦？在“道德秩序”的世界里，政府、公眾、社會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焦點1：

　　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中間地帶？

　　【觀點碰撞】

　　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在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有一個非常寬的中間地帶。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闖紅燈，一個是小偷小摸。無論在城市還是鄉鎮，闖紅燈的現象非常多；在農村，小偷可能偷一只羊，只值100元，什么刑罰都不夠，卻讓被偷的人家可能失去一個季度的柴米油鹽。王天琦把睢寧的大眾信用評級，解釋為掌控這個“中間地帶”的行為。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道德與法之間，原本就“無縫”，哪里需要什么“墊片”？

　　楊利敏(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法學博士)：道德和法律之間是有一個低限度的重合的。某些被認為“構成社會共同體共同生活基礎”的道德規范實際已經進入了法律，成為基礎性的法律規范，而除此之外，不直接影響共同體共同生活的道德問題，就應交給個人決定。

　　楊利敏以贍養老人為例告訴記者，當出現虐待、遺棄等現象時，贍養問題便上升到法律制裁的層面，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嚴重程度，就應由家庭成員內部自我決定。

　　但，也有觀點認為“中間地帶”是存在的。

　　沈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法律管起來乏力，道德約束力也不足的“灰色區域”是存在的。比如，非常普遍的行人闖紅燈行為。顯然是被法律禁止的，但處罰很輕。交警懶得管，國人自律性又不強。在道德上，這一行為算不上特別“惡”或嚴重違背社會風尚，對其規范也比較弱。

　　自古以來，在鄉里鄉親的“熟人社會”，道德或信用靠社會輿論和內在自律機制維系。但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陌生人社會”逐漸形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再熟悉，流動性又非常強，很難通過傳統的鄰里輿論對其行為的道德與否、守信與否進行約束。如此，便形成了道德約束力相對較弱，而法律又不能嚴格管理的“灰色地帶”。

　　焦點2：

　　公權“越位”背后藏著什么隱憂？

　　【觀點碰撞】

　　事實上，國外早已有評價個人信用的做法，如以分數等級評價個人信用的做法就源自美國FICO信用分制度；在國內，深圳、上海也分別推出了類似辦法。不過，這些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主要應用于金融領域，而由政府以信用分數的形式給個人打分評級，并以強制的手段規范個人行為的方式卻很少見。睢寧征信辦主任朱品武也直言不諱，對于信用等級C、D的人來說，面臨的懲罰主要來自于申領營業執照、政審等社會管理領域。

　　郭敬波(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在美國馬里蘭州，釣一條未達到“法定尺寸”的小魚，就要被記入不良行為檔案；比利時個人信用中心辦公室，把欠債、違約、抵押貸款情況等一一記錄在案。但為什么類似的做法移植到國內，就被公眾口誅筆伐了呢？我看主要是這些評價體系由政府直接操作，而且被敲上了沉重的“管理”烙印。

　　沈巋：公眾對于睢寧事件的不認同，首先源于對于政府公權力的警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民眾對政府公權力是否可以包攬一切有了較高的警惕。所以，一旦有誰試圖管理道德事務，便使公眾不再注意其出發點是否善意，而是擔憂政府公權力的膨脹。

　　睢寧的信用評價體系是無所不包的。政府對個人在許多方面的信用信息進行綜合評分，據此把人分成不同等級后，又在不同領域對不同等級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這種大包大攬、而不是有針對性的作法，會使公眾對該體系的合理性產生嚴重懷疑。

　　楊雪冬(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中心副主任)：大部分個體在公共事務中、公共空間乃至私人領域里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集體性的權力缺位，必然會助長個別權力的越位。這也為公共權力的“越位”干預提供了理由。要保持社會的秩序，如果社會不能自治，那么只能依靠“他治”。

　　焦點3：

　　是“父母官”還是“服務者”？

　　【觀點碰撞】

　　在國內，個別地方政府利用公權對公民道德進行“管理”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個案。沈巋等人認為，公權越位有可能產生許多潛在的危險：第一，政府對私權的侵犯，對私人空間的侵犯，這會使隱私的保護變得非常困難；第二，公權力腐敗的可能性加大，在個人征信系統中，相關政府部門有很大權力，權力意味著資源，資源則使尋租成為可能；第三，將形成對全能政府的依賴心態，公眾動不動就找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第四，政府公權力的越位，實際上意味著對市場、對公民社會的擠壓。

　　易中天：權力一旦越界，它還縮得回去嗎？所以，道德這事，政府管不得。

　　楊利敏：某些地方政府感覺自己在道德上優越于社會和公民，嘗試以一種“教化者”的形象出現，這與過去“父母官”的思維一脈相承。但與當下服務型政府的努力方向卻背道而馳了。

　　沈巋：政府插手個人信用事務本身不見得就一定錯，關鍵是，政府在多大范圍內進行合法合理的干預。

　　舉例說，我國工商部門對企業信用進行分類監管，如被鎖入北京信用信息系統的“警示信息系統”的市場主體(含自然人)，在鎖入期間其投資資格受到限制，包括自然人不能擔任其他公司的新股東等。這種思路和方式，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因為政府對個人信用信息的運用并不是無所不包的，而是讓其在什么地方失信，就在什么地方受到限制，而非“連坐”其它。“服務型政府”應該做尊重人民意愿、體現人民要求的事。

　　焦點4：

　　界限應該定在哪里？

　　【觀點碰撞】

　　從生二胎、拖欠貸款、不贍養老人，到毒奶粉、地溝油、醫院用工業氧氣，有違道德的事件層出不窮，而這正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了“作為”的空間。睢寧大眾信用管理辦法出臺后，令人意外地卻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對于實施效果，睢寧官方回應稱，兩個月來，農村盜竊發案率同比下降26.8%，公安交警部門查扣酒駕人數同比下降71.4%，闖紅燈人、車數同比下降22.8%……“ 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國50年也做不到，我們今天這樣做，是為了今后能進入自律和自治。”王天琦說。

　　沈巋：在經過幾年的治理后，重回自治自律？那為什么不從一開始就讓市場、社會、家庭來解決誠信等道德問題呢？比如，建立銀行的誠信評價體系，或利用協會、社區、NGO組織自發對公民、企業加強約束。

　　楊利敏：什么樣的道德問題是政府需要過問和可以過問的，這在法律中已經規定好了，除此之外，政府無強制性的權力來介入。也就是說，法律授權的政府才可以做，沒有獲得法律授權的，政府不能做。這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沈巋：公權力應以市場、社會、家庭確實難以通過自身力量維系的公共秩序為界標。如果可以通過市場、社會、家庭的力量予以解決的問題，或者通過政府指導、培育市場、社會和家庭的力量來解決的問題，政府 就不應該直接插手和干涉。

　　易中天：在市場經濟下，體現“契約原則”的是法律，體現“誠信原則”的是道德。在建設這樣的市民社會中，政府一可以保護，二可以服務。

　　“關鍵在于，是否有適當的社會機制，讓公民在表達自身道德需求和形成道德實踐乃至新的道德規范時有一個落腳的地方。”楊利敏說，這個社會機制包括暢通民事訴訟、公益訴訟的渠道，NGO(非政府)組織的建立等。 “如果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施予和強制推行道德規范，成為‘監護人’，將使公眾失去自發的熱情和內在的驅動力。功利地‘做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

　　沈巋說，在“陌生人社會”中，政府應努力通過培育市場、社會和家庭的力量，對道德秩序加以維系，而不是直接處理。“必須意識到：政府不是萬能的，更不是道德衛士；政府首要的是保證自己的誠信、當好一個好老師，因為‘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是以自己楷模行為教育整個民族’”。

　　本報記者 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