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領域中的資源與機會配置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現代社會結構已基本形成。但是，與經濟發展相比，社會結構調整滯后。綜合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城市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人口結構等指標，并考慮到近年經濟發展態勢等多種因素，我國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進行社會體制改革，加強社會建設，調整社會結構，是目前和未來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

　　我國所處發展階段

　　需要社會結構調整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發展任務不同，協調經濟社會發展是進入工業化中期普遍面臨的任務，也是邁向更高發展水平的關鍵。在這個發展關鍵時期，如果政策把握得當，應對得好，就能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如果政策把握不當，經濟與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就會出現發展徘徊不前以及社會的動蕩和倒退。

　　當前，我國現代社會結構已初步形成，但還是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這與已經是工業化中期的經濟結構形成了結構性偏差。如何調整這種結構性偏差，改變經濟社會的不協調，是新的發展時期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任務。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強調的是經濟建設，那么，當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就要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將社會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于工業化的初期，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還處于變化當中，但是由于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遲遲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也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我國社會結構依然存在不少的問題，例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規模過小，如果這些問題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那么將會影響到今后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結構正在定型化，社會有“斷裂”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不抓緊這個關鍵時機，在社會結構定型之前進行社會體制改革，大力調整社會結構，使之朝著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方向發展，那就有可能出現“斷裂”，所以當前調整社會結構的任務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調整社會結構是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難題的重要舉措

　　生產落后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改革開放以來著力解決的基本問題。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推進，這一問題得到了較好解決。但與此同時，我們依然面臨諸多發展難題。對此，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分別進行了高度概括總結，涉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對外開放等方面。

　　概括來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難題的特征主要有：第一，諸多問題主要集中于社會領域。從社會的視角來看，這些難題幾乎囊括了社會結構的諸多方面，包括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等等，尤其是城鄉結構。第二，當前面臨的發展難題中的幾個主要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到，如城鄉與地區發展不平衡、“三農”問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等，說明這不是一般的工作問題，而是結構問題、體制問題。說到底，這些問題涉及各種資源和機會在社會成員之間如何合理配置，涉及利益格局是否合理，涉及社會公正與否，最終涉及各個社會階層群體關系是否協調，涉及社會穩定和諧與否。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我們所強調的，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并不能必然地解決現存的社會矛盾問題。因此，進行社會體制改革，創新社會政策，加強社會建設，調整社會結構是解決當前發展難題的重要舉措。

　　社會結構調整的目標和重點

　　社會結構調整的基本原則，就是如何最大化地實現資源與機會公正、合理地配置。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表現為社會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結構，這使得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是當前中國發展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成為導致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問題頻發的重要根源。

　　由于社會結構調整是項系統性、普遍性的重大任務，因此調整需要分階段、有計劃地推進。從近期目標來看，我們應爭取用10年左右的時間，即在2020年，初步扭轉社會結構顯著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局面，使現代社會結構進一步形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結構支撐。這其中，應重點推進城市化，調整城鄉結構，使城市化率提高到55%以上，同時做好城鄉統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就業結構中，要進一步加大農村勞動力的轉出，使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降到30%以下；在收入分配結構方面，要力爭使收入三大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控制；而在社會階層結構方面，要使中產階層的規模達到35%左右。從長期目標來看，在2050年左右，爭取實現現代社會結構的形成。城市化率達到80%以上，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降到10%以下，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兩極分化被消除，一個普遍富裕的社會形成，在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成為社會的主導階層。

　　現階段調整社會結構的重點，一是加快城市化步伐，調整城鄉結構。

　　要改變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大力推進城市化。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城市化進程總體在加快。但是，對大量進城的農民，國家采取的是被動的策略�，F在很多進城農民已經成了長期居住在城市的“暫住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當前，中國城市化率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一些欠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這種低水平的城市化還包括1億多農民工。所以，大力推進城市化，改變當前這種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是迫切的任務。當然，這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如城市化政策中的戶籍、就業、增長率、社會保障等制度方面的調整。但是，賦予進城農民工以城市居民身份，使現代產業工人的經濟身份與社會身份一致，這是歷史潮流的趨向。

　　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逐步解決好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首先，要調整宏觀上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勞動收入的比重。從總體來看，在收入分配中，勞動者的比重太小，其中，體力勞動者的比重就更小。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就城鄉而言，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1.3%，農民能夠獲得的收入比重就更低。在城市，勞動力價格多年不見上漲，人口規模最大的體力勞動階層，如產業工人、傳統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月收入一直在1000元上下徘徊。具體來說，最低工資標準需要強提高。行業收入差距調整，主要是拉低就高，而不應僅僅拉高就低。其次，社會保障體制要加快改革。當前社會保障體制不少方面存在著再分配不合理的地方，如發達地區、優勢部門、優勢階層及群體的福利和社會保障要大大高于一般群體，特別是弱勢部門和階層。社會保障等二次分配不應該成為優勢階層的“福利網”，而要真正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安全網”。

　　三是規范勞動力市場，治理勞資關系，調整就業結構。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這要求就業結構與勞資關系適時作出調整。當前發展效率已通過市場得到了較好的解決，然而公平問題突出�！百Y強勞弱”格局下勞動者權益受到侵犯，如工資過低，拖欠工資，勞而不得，多勞少得。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統計，2006年我國城鎮勞動者工資占GDP僅為11.5%，比1995年的13.8%還要低。近年來我國對于就業結構與勞資關系治理不斷強化。2006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此后，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相繼實施，勞動法規的全面調整已然啟動。當前需要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貫徹、落實的力度。

　　四是加快中產階層的培育，促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形成。

　　在我們課題組2002年發表的第一個研究報告中指出，當時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最大問題是：該大的階層還沒有完全大起來，該小的階層還沒有完全小下去。7年多來，中產階層有了較大發展，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擴大，而農業勞動者階層才降低了3.7個百分點。所以，就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狀況而言，社會政策調控的重點是壯大中產階層，縮小社會中下階層，同時還要調控整合階層利益。要積極增加就業，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要關注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使他們能以各種形式融入城市。要調控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對于社會上層與底層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整體的調控，當前的重點要圍繞城市化進程的土地征用、住房拆遷和勞資關系的協調展開，避免引發利益沖突。(-陸學藝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