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縣上訪村民馬繼文被判“敲詐勒索政府”獲刑3年，這是昨天《中國青年報》的報道。目前，該案在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進入二審階段，這家報紙將持續關注。意即，這起讓人匪夷所思的案件還會有進一步的消息出來，結局朝什么方向發展還沒定，也可以說還有希望。

　　據報道，馬繼文有兩個罪名，“敲詐勒索罪”和“偽造國家機關證件、印章罪”，但焦點在第一個罪名上。按照報道所引判決書上的一段表述，我沒看到“敲詐勒索政府罪”這個罪名，我也理解，這應是人們出于憤怒形象化的一個說法。這就是說，一審法院給馬繼文定罪找了法律根據，這一審判活動不像一些人說的私設罪名。

　　問題在于，加諸馬繼文的罪名冤屈感太明顯，疑點太多，與其行為有不符。且這種定罪意圖和行為堪比構陷，如果要說這和傳統的構陷有何區別，我以為這種區別僅在于工具變成了法律。

　　古諺云，“官斷十條路，九條人不知”，一個事情如果碰到表達模糊的法律、法規，官吏選擇權會有很多，如清代“律”以外的“例”，伸縮性極大。官吏自由裁量權過多，可以在處理事情時隨便找理由發揮，傷害他人權利，這樣的例子我們已不是見過一起兩起。就此案來說，審判沒有走程序嗎，敲詐勒索罪是由檢察院起訴的，由法院判決，臨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判決又不是鬧著玩”，臨縣法院院長解釋時說“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可見，給馬繼文定罪在他們看來不是胡來，我們嚴肅得很呢。請原諒我在這里用“他們”、“我們”這樣的復詞。

　　刑罰涉及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因而需要慎之又慎，對公民定罪，需有無可爭議的犯罪事實，且當與某一罪名精確匹配，這個道理不需要學法律知識而習得。馬老漢怎么在敲詐勒索，報道和判決書里其實有所交待，給了你錢，達成了協議，你還上訪，還要加碼，不講信用。但上訪算什么非法，要回自己的地，你給我錢，我加碼，又算什么敲詐勒索呢？政府不是一個自然人，談不上人身權利，與一個老農民相比，政府成了受害人，這是讓人臉紅的，就算心理上這么認為，處罰一個公民，以敲詐勒索的罪名，會讓人對世道有今夕何夕之感。

　　上以求安，下以邀寵，其冤固有，未可免也。古代常有的事，時間飛速到現代，依然不絕。以前有“刁民”之稱，治理“刁民”可以不必依法，有內部規范就行，現在不能這么叫了，但不管怎么叫，總還是給政府和官員制造麻煩的人，現在治理他們不能按內部規范，要依法。不依法有不依法的辦法，依法有依法的辦法，你覺得馬老漢所為是求權利，爭利益，普天之下，寰宇之內，天經地義，但政府感到壓力，上無以求安，下無以邀寵，于是依法也成了實現非公正目的的工具。法律威嚴、神圣，其實有時也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讓我想到唐代酷吏來俊臣、萬國俊共著的《羅織經》，就是那部讓武則天也膽寒的“謀書”。我認為“敲詐勒索政府”獲刑沒有其中所載手段那般駭人恐怖，甚至還可以說極盡文明，但有一些原則似有共通。《刑罰卷十一》里說，刑有不及，陷無不至；不患罪無名，患上不疑也。《瓜蔓卷十二》載，罪無實者，他罪可代；惡無彰者，人惡以附。雖是文言文，意思都好懂。□ 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