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河南高級人民法院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再審判決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宣告趙作海無罪，立即派人趕赴監獄，釋放趙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獄后的生活。至此，又一起讓法治蒙羞的驚人錯案，被續寫上了司法錯案史。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河南趙作海案都堪稱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兩者具有驚人的相似點：都是因為“被害人”神奇“復活”而使冤案大白天下，都是在已經服刑11年后被宣告無罪。

　　就事而論，我傾向于認為并不存在一個擁有主觀故意的冤案制造者。從公安局到檢察院再到法院，沒準大家當時都認為自己是在依法行事，是昭雪了慘死的冤魂、伸張了正義。而越是這樣，事情越發可怕，因為“無意制造冤案”要遠比“故意制造冤案”幾率更高。而這也決定了，我們反思和總結不能總是局限于個案，而必須上升到機制的層面，著眼于整體性的改革。

　　趙作海案尚有許多焦點問題需要調查，而公眾認為唯一不需調查的就是刑訊逼供的存在。因為沒有一個人會無故承認自己殺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殺人細節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而當地公安局負責人卻不認為這個案子存在刑訊逼供，這固然有推卸責任之嫌；但是，卻也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在公眾眼里的刑訊逼供，在一些干警眼里卻是從來如是的常態。更何況，一個通行的游戲規則是：在破案、公訴、審判活動中，榮譽和利益皆屬個人，固然與辦案當事人緊密相關；責任與過失卻是集體的，無需任何具體當事人為此擔責。佘祥林案件，公眾至今不甚清楚負責辦案的是哪些警察哪些檢察官和哪些法官，趙作海案“枉法不究”的端倪也已顯露。

　　“被害人”復活這種案件，在整個錯案史中的比例肯定不高。某種意義上，只要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只要不是“為了破案而破案”，在當今如此發達的鑒定技術之下，“被害人”復活冤案原本不可能發生。然而，如此低概率的錯案居然也能時有發生，足見不法與枉法的情形值得警醒。這也警示我們，錯案糾錯絕對不能止于個案，否則，佘祥林既然不是最后一個，趙作海也不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