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理的角度來看，任何司法制度下都有屈死的冤魂。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從小概率事件出發，把這一案件看作是個案。而應該從完善我國司法體制著手，盡可能避免此類悲劇案件。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檢法互相配合、相互分工，公安機關負責案件的偵查，檢察機關負責案件的起訴，而人民法院則負責審判。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既可以監督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活動，同時也可以監督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但在刑事偵查階段，公安機關同時具有自我審批、自我拘留、自我審訊的權力。換句話說，在案件尚未提請批準逮捕或者移送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之前，公安機關具有絕對的權力。一些公安機關為了偵破案件，在技術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過分依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要采集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通常情況下會刑訊逼供。所以，在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引入法律援助制度，由律師參與監督刑事偵查過程就顯得十分必要。

　　事實上，我國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對律師參與刑事偵查活動早已作出明確的規定。但在現實生活中律師之所以難以發揮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律師的權利得不到尊重。律師要想見到自己的委托人，必須經過公安機關批準；而公安機關為了減少辦案的阻力，往往尋找各種借口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

　　當然，冤假錯案之所以發生，除了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刑訊逼供之外，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檢察機關在查閱案卷、提起公訴的時候能夠仔細核對相關證據，人民法院能夠嚴格遵守法律規定，那么，類似的悲劇就難以發生。

　　現在被害人出現，被告人被無罪釋放，人們把矛頭對準偵查機關，忽視了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應該承擔的責任。但在筆者看來，冤假錯案的造成，根本原因是由于法院判決錯誤所致，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只不過是最初的原因。所以，我們應該從改革審判體制入手，把好最后的關口。

　　當前我國審判體制改革動作頻仍，但是，人們仍不能完全滿意。這說明我國審判體制改革的思路存在弊病。審判體制改革應當增加透明度，接受公眾的檢驗；而不是增加神秘感，將公眾拒之門外。曾經有一些學者認為，司法審判是一個專業性的活動，猶如手術臺上的醫生，可以獨自作出決定。這是一個非常蹩腳的比喻。手術臺前的醫生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而司法審判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面對復雜的社會關系，審判機關需要廣納善言，集思廣益。西方國家之所以在個別案件中引入陪審團制度，就是要借助于社區居民的常識，以彌補法官經驗的不足。在審判過程中，如果僅僅滿足于對現有證據材料的考證，從而陷入到證據的迷宮之中，那么，就很容易發生類似的情形。

　　從理論上來說，只要被告人被提交法庭，那么，他就脫離了實施刑訊逼供的險境。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刑事訴訟參加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圍繞著公安機關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進行反復論證，而這樣的審判結果必然會導致將被告人推入事先設置的法律情形之中。換句話說，在現有證據材料都在指向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對這些證據材料進行反復質證，除了剔除少數無關的證據材料之外，其他的證據材料都只能證明被告人的罪行。

　　審判體制改革應當首先從審判程序改革入手，法官應當學會還原現場，在證據之外發現問題，如果把因循守舊當作審判改革的方向，把抱殘守缺作為衡量改革的標準，那么，司法審判就會變成一場游戲。在這個游戲中所有訴訟參加人都沉溺于所謂證據材料之中，而忘記了對客觀事實的探尋。從客觀事實通向法律事實的道路上，我們固然需要足夠的證據材料，但是，這些材料充其量是我們尋找事實真相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接近客觀事實，還原事實真相，并最終使正義得以伸張。

　　證據的審查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如果我們只看到西方國家法庭辯論的唇槍舌劍，而沒有看到西方國家律師在法庭辯論階段巧妙地運用知識，在證據材料之外提出更加有力的證明，那么，我們就不了解司法審判的真諦所在，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刑事訴訟參加人需要的不僅僅是專業素養，同時還需要人文關懷、開闊的視野和崇高的使命。但愿我們今后不要把此類悲劇歸咎于少數人，也不要把外界干預作為借口淡化自己的無能。在司法審判中不能心存僥幸，更不能在缺乏足夠事實細節的情況下，以減輕或者從輕處罰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喬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