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趙作海及其家屬因不滿法院凌晨兩點與其簽署協議，準備要求65萬精神賠償。趙作海的叔叔稱，鄉干部在半夜11點來到趙家，威脅趙作海接受45萬賠償，簽約時還避開趙家識字與社會經驗豐富的親屬(今日本報A16版)。

　　當年，趙作海的蒙冤是由公安部門的刑訊逼供、政法委的錯誤協調、檢察院的放棄立場、法院的聽話枉法判決等一系列因素促成的，而這些因素都不符合法治，超出了法治的規則，故而，都可以稱為超法治力量，現在，隨著“被害人”趙振晌的“復活”，這些超法治力量逐漸原形畢露，正在遭受輿論猛烈的抨擊質疑，本以為，在輿論的眼皮子底下，在如此關鍵敏感的時期，有關部門處置趙作海案肯定會長點記性，會規規矩矩地在法治軌道之內行事，斷不敢再有小動作，不承想，在趙作海案的國家賠償環節，一股超法治力量仍然厚臉皮地如影隨形。

　　有關部門找趙作海協商賠償事宜的時間顯然預先經過了精心謀劃，半夜11點以后，絕大多數人都已進入夢鄉，沒有明白人出謀劃策，“對付”趙作海就容易了許多；另外，從生理學的角度講，半夜時分，人的意志力往往最薄弱，趙作海也最容易犯迷糊妥協。有關部門不在白天工作時間登門，偏偏深更半夜去找趙作海協商，這里面著實藏了不少玄機。

　　鄉干部對趙作海的威脅最令人感到氣憤和意外，按理說，趙作海所在鄉的政府并不是賠償義務機關之一，鄉干部到場，承擔一些輔助性工作固然可以，但是不應該站在趙作海的對立方參加實質性的談判協商，鄉干部如果參加協商，就只能站在趙作海的地方官的角度，和趙作海一個立場，維護趙作海的利益。當鄉干部“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協商，并且不惜用威脅的方式在協商中發揮重要作用，與有關部門聯合起來一起向趙作海施壓時，我們似乎又看到了“聯合辦案”的影子——之前，正是“聯合辦案”剝奪了趙作海的11年自由。

　　對趙作海應該得到賠償數額的多少我們暫且不論，僅就有關部門在賠償環節的一幕幕超法治表現，我們就可以判定：曾經犯錯的權力仍然在繼續犯錯，并未表現出足夠的誠意，權力對趙作海的賠償更像是一次壓迫式的錯案“買斷”，權力急火火地“買斷”錯案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迅速安撫輿論，從而挽回對己方的不利影響，并不是發自肺腑地想要撫平趙作海和法治的創傷。我們擔心：如果權力的賠償不真誠，汲取教訓也不會真誠。(河北 李英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