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夜，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再傳員工跳樓慘劇：一名21歲安徽籍男工，從宿舍樓7樓樓頂墜下，當場身亡。次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團媒體辦公室通報，該墜樓男子姓梁，在其身上發現四處刀傷，同時在7樓樓頂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這已經是今年1月以來，富士康發生的第九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

　　富士康為何頻繁發生員工用跳樓方式結束生命的極端事件？其背后有何引發我們深思的社會原因？記者近日就此問題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楊立雄，他向記者一一分析了包括打工者、企業、工會乃至社會環境的諸多因素。

　　打工者：勞動強度大 娛樂貧乏 工會缺位

　　致力于中國勞動者工作及福利狀況研究的楊立雄曾作為人民大學課題組成員于2005年赴深圳對農民工狀況展開實地調研。記者在他獨家提供給人民網的調查報告中看到，被調查的深圳農民工將工作時間控制在8小時以內的不足五成，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的達到52.9%，有超過一半(50.2%)的農民工在近一個月不能保證4天的休息。

　　此前有記者在“潛伏”深圳富士康近一個月之后披露，每個富士康員工都會簽一份“自愿加班切結書”，隨后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并不是‘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富士康接連發生員工跳樓悲劇，其實這反映了目前農民工群體普遍處于缺乏娛樂文化生活的狀態，”楊立雄說，“由于生存壓力大，他們大都在工余時間繼續加班，面對枯燥的工作環境仍需全神貫注地工作，這是在透支他們年輕的生命。”

　　楊立雄在調研中還發現，當勞動權益受到損害時，只有兩成農民工會向企業勞動爭議委員會求助，其余則表示“企業沒有仲裁機構”或“從未聽說過”。調查樣本顯示，超過85%的農民工沒有參加工會，近90%農民工表示沒有得到過工會組織的幫助。

　　“由于企業內部工會是企業的一個部門，一些工會負責人由企業管理層兼職，這就造成一部分工會實際上很少能為勞動者說話，”楊立雄向人民網記者表示，“在這種模式下，即使有富士康頻發員工跳樓自殺的前車之鑒，日后也很難借助工會力量來緩解這種局面。”

　　企業方：GDP優先下盲目追求利潤 缺乏人性化管理

　　“跳樓門”事件發生后，輿論將矛頭指向富士康“軍事化”管理模式。楊立雄向記者分析企業實行嚴苛管理的弊端。

　　“企業對員工實行‘圈養’，這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模式。當一個企業要整天對員工是否偷竊疑神疑鬼，采取搜身甚至打罵的方式來管理員工，這難以讓打工者感受到尊嚴。”

　　心理咨詢師劉寶峰則認為，企業管理者要多對員工進行心靈上的關懷，例如定期組織員工娛樂活動，給員工過生日等，讓員工感受到“人情味”。

　　在采訪過程中，楊立雄屢次向記者強調企業“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據他了解，深圳目前很多工廠實行的都是封閉式管理，員工工作、吃飯、睡覺、休息都在廠區內進行，這實際上封鎖了員工釋放壓力的出口。

　　已經辭職的富士康員工小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單調重復的工作已把他們訓練成了機器人。

　　“農民工有自己的工作，但也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楊立雄說。

　　但實際上，我們在責問企業為何不能更“溫情”地管理員工的背后，又不得不提及當地政府以GDP為先、用稅收衡量企業“功績”的更深層原因。這在很大程度上逼迫企業“必須以利潤為導向，把員工當做生產機器”。

　　楊立雄指出這種GDP優先論對于保護農民工權益的負面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原則在地方上逐漸演變為‘唯效率’論，甚至‘唯GDP主義’，經濟發展成為考核官員的唯一指標。為了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各地方競相出臺優惠政策吸引資本投入，然而這種投資往往以犧牲地方的稅收、環境、雇員的利益為代價。為了吸引和留住投資，地方政府只能在勞動監察和社會保障方面做出讓步。調研發現，農民工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做得好的地區，在競爭中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楊立雄認為，企業除了為政府貢獻稅收之外，它還應當擔負其他的社會責任。“這種社會責任并不只是在大災面前捐款，而是要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出為員工創造出舒適的工作環境，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

　　讓人稍感寬慰的是，富士康媒體新聞發言人劉坤5月16日回應稱，富士康正積極并已經制定相關措施疏導員工壓力。據稱，富士康已經整合了集團資源，建立員工關愛中心，利用24小時的值班熱線78585(請幫我幫我)，讓員工及時打電話咨詢和求助。

　　社會環境：戶籍政策排斥 農民工難以形成自身利益群體

　　不管什么樣的企業，都無法擺脫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資本的收益高、勞動者的收益低，本地人社保程度高、外來打工者社保程度低等問題，并不只是富士康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中國打工者面臨的普遍問題。

　　楊立雄在調研報告中指出，由于戶籍制度的排斥，進城務工人員在其工作的城市往往處于社會的邊緣，由于政治、社會等原因，很難形成利益群體，也沒有利益的代言人，因而雖然具有龐大的數量，卻很難形成一股力量影響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護政策的制定。

　　在他的樣本中有這樣一組數據：在回答“單位管理人員對本地員工與外地員工是否能做到一視同仁”時，有1/4的農民工選擇“不能”；在回答“有無任意打罵處置農民工的行為”這一問題時，有17.2%的農民工選擇“有”。

　　“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缺位的情況下，農民工遇到困難后，首選求助對象只能是朋友老鄉，向政府求助的只占極少數。當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也是選擇親朋好友幫助，有些人選擇默默忍受。”

　　基于相似的考慮，也有社會專家建議，不妨請政府職能部門、社會組織和企業組成一個調研組到富士康來進行一個課題調研，深入研究員工跳樓事件背后的經濟和社會原因。從這個角度講，富士康遇到的問題事實上具有普遍意義。

　　“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加強利益主體(進城務工人員)參與公共事務的力度，完善人大代表選擇制度，改革戶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同時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當然這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楊立雄最后向記者如是說。他認為這是杜絕“跳樓門”再度發生的根本之策。

　　【事件回放】

　　2010年富士康“九連跳”

　　第九起：5月14日22時40分左右，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附近的福華宿舍樓下，一名年僅21歲的安徽籍男工，從該宿舍樓7樓樓頂墜下，當場身亡。15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團媒體辦公室通報，墜樓身亡的員工姓梁，死者身上發現四處刀傷，同時在7樓樓頂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目前，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第八起：5月11日，富士康科技集團一名女員工從出租屋9樓跳下死亡，死者叫祝晨明，24歲，河南許昌人。據警方調查，其系因感情問題自殺。

　　第七起：5月6日凌晨，富士康一名男員工在深圳龍華廠區內跳樓身亡。據了解，死者姓盧，湖南人，2009年8月1日加入集團，屬富士康2009年新干班成員。

　　第六起：4月7日下午5時30分許，富士康觀瀾工廠一名18歲云南籍寧姓女工從廠外宿舍樓墜亡，目前廠方已報警并通知家屬。

　　第五起：4月6日下午3時許，富士康觀瀾工廠C8棟宿舍一名未滿19歲的江西籍饒姓女工從宿舍樓7樓墜樓，目前仍在醫院治療，該員工進廠才28天，是公司的一線作業員，跳樓后在空中被樹枝擋了一下，當時保住了性命，跳樓原因初步懷疑系感情糾紛。

　　第四起：3月29日凌晨3時，富士康龍華園區一名從湘潭大學畢業的23歲湖南籍男工,被發現死在宿舍樓J1樓一樓過道，后被警方認定為生前高墜死亡。

　　第三起：3月17日上午8時，富士康龍華園區一名田姓女子從宿舍樓跳下摔傷，其本人表示跳樓原因為“活著太累”。

　　第二起：3月11日晚9時30分，富士康龍華基地一名20多歲李姓男工在生活區C2宿舍樓5樓墜亡，原因疑為過年加班費被盜，一時想不開而輕生，對員工自殺的原因，富士康公司仍未表態。

　　第一起：1月23日，19歲的員工馬向前在富士康華南培訓處的宿舍死亡，此事經過家屬猛追不舍及媒體持續曝光，目前二次尸檢結論為“高墜致死”，警方決定不予立案。（記者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