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案一審宣判，昔日首富黃光裕因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三項罪名成立而獲刑14年。其妻杜鵑和原北京中關村科技董事長許鐘民也倒下了。

　　昔日首富的倒掉有著深刻意義，關鍵是能否解讀出來，而解讀需要見識，也考驗著我們直面現實的清醒和勇氣。

　　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美國首富洛克菲勒必須解散他的標準石油公司，原因是壟斷。當時，洛克菲勒帶領標準石油公司兼并了眾多石油企業，為全世界生產石油產品。洛克菲勒自己認為，他這樣做形成了規模經營，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石油業的效率。

　　在美國人心目中，洛克菲勒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堅守家庭價值，靠勤勞與才智致富，熱心慈善事業。但著名記者艾達·塔貝爾的一系列深度調查報道揭露了真相：標準石油公司通過低價鐵路運輸的不正當競爭手段，擠壓獨立石油生產商，壟斷生產，壟斷價格。洛克菲勒在道德上破產了，一名美國財富英雄從此淪為破壞資本主義公平競爭原則的罪人。

　　但在中國，對富豪的真相揭露、合法性審查和批判成了一個社會禁忌，有些人把這類活動妖魔化為“仇富”。“仇富”成了富豪的防火墻，成了社會批判的禁止性咒語。他們斷言，中國富豪絕大多數都靠守法經營發家致富，不要挑剔他們。而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已有200多名中國富豪落馬，中國富豪榜被謔稱為“殺豬榜”。

　　于是就有了一個怪現狀：對官員的腐敗指控充斥媒體，監督公權力正當，而對富豪的真相揭露少之又少，有也是事后諸葛。黃光裕三罪，即是警方先查，媒體跟進報道。如果公檢法不先動手，記者就很少發現真相，更不要說對富豪“說三道四”了。

　　一個社會共識是，官員掌握著人民授予的權力，必須接受人民監督。可企業家掌握著社會的經濟權力，其實也是掌權者。我們習慣于將權力與官帽官職畫上等號，但西方學者往往將“權力”定義為“影響他人的能力”。國家權力大致是一種社會權力，而企業家通過配置資源、組織生產、提供工作崗位等，掌握著大部分經濟權力。

　　既然企業家掌握權力，在道義上就應受到監督和制約。絕大多數人，每天除了睡覺，大部分時間是在企業度過的。企業決定著人們的收入與前途，影響到人們的生活、家庭、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企業背后站著企業家，他們影響無數個人，還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社會不予戒備，行嗎？

　　對于公權力，很多中國人喜歡引用英國阿克頓勛爵的一句名言：權力傾向于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其實阿克頓所謂的權力，并非僅指公權力。哲學家羅素就認為，金錢與權力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金錢本身就是影響力，其次它可以購買公權力。企業家掌握經濟權力，自然也有濫用權力的傾向，如果不加監督和制約，就會導致經濟權力的絕對腐敗。

　　中國富豪頻頻落馬，怪政府監管不力，有一定道理。但面對企業家作為權力一極的事實，政府而外，全社會都應強化監督意識，股東要監督，勞方要監督，媒體和學界也要監督。對企業家持懷疑與批判的態度，不應被簡單地視為“仇富”。(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