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深圳富士康連續發生了十起“跳樓”事件，一次次的自殺，在拷問著生命的重量。他們，在本應該是青春陽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為什么“前仆后繼”地選擇了草草結束自己的生命？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把這種自殺歸咎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機械式生活所帶來的陣痛。這些群體更容易遭受社會失范的沖擊，更大程度地面臨現代性所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等問題。順此下去，我們可以探尋“十連跳”的多重誘因。

　　首先，富士康的運營模式。富士康采用的是現代企業的“金字塔式”管理方式。從董事長到部長，從部長到科長，從科長到組長，一層一層的遞進式管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君主式”莊園。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把這種編號編碼的管理追溯到軍事化管理，大大小小的“君主”通過繁雜冗長的制度進行“規訓”，進行“懲罰”。同時，富士康的“基本工資+獎金”的付酬模式，打造了“爭先恐后”加班的直通車，大家都“愿意”加班。因為，可憐的基本工資，讓這些沒有經歷父輩那樣的萬般苦難的年輕人，根本無法滿足享受都市文明的欲望和追求。

　　其次，經濟高度發展后的階層分化。深圳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社會階層急劇分化。這些來自農村的80后，面對燈紅酒綠的都市誘惑，也許不停地涌噴出“融入其中”的沖動。可悲的是，經濟高度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卻沒能眷顧這些曾經充滿理想與活力而拼命努力的年輕人。尤其是跨入20歲之后，這些人要面對不僅僅是活下去的問題，還有婚姻甚至養家的問題。而對于這些群體來說，最大的現實就是沒有錢。沒有錢，婚姻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妄想。這種妄想的結果，就是遠離夢想的都市生活，進一步就會選擇離開，甚至是離開人世。

　　最后，教育價值功能的偏頗。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拋棄生命比忍辱茍活要好得多。與此同時，自殺也被認為是一種抵抗。這種價值導向，自小就長在了我們的骨髓里。而進一步來說，這些80后成長的背后，是苦難磨煉的缺失。除了書本的知識，我們沒能在學校中給他們創造更多面對挫折的歷練，以至于一旦碰到問題，就用生命的抵抗作為對境界的追求。

　　十連跳帶來的悲劇，是令人沉痛的。他們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活著，他們彷徨在命運的岔口，消沉而低迷，最終以徹底拒絕生命和否定厄運來表達出對好的生活的渴望和認同。他們所向往的好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無論怎樣回答，流走的生命已無法去經歷。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減少這種流走，累疊好生活的空間，增加生命的重量。在“死者為歸人”之后，莫讓“生者為過客”。

　　□張京品(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