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倒下了，而黃光裕一手締造的國美帝國依然存在，這是一種進步，說明我們不再把企業家與企業混為一談，顯示了中國經濟制度的改良性變遷。

　　黃光裕倒下了。

　　兩天后的5月20日傳出消息，接受黃光裕110萬元賄賂的商務部條法司原副司長、正局級巡視員郭京毅一審以受賄罪被判死緩。

　　而據報道，在郭京毅總計845萬余元的受賄款中，絕大部分來自于民營企業。這提醒我們，中國商業環境中的錢權交易劣根性仍未有根本性扭轉。

　　黃光裕的罪與罰是時代的縮影，映射出中國社會的轉型之痛。

　　回首近十年來，倒下或曾經倒下的民營企業家有很多，耳熟能詳的就有張海、顧雛軍、唐萬新、仰融、戴國芳、孫宏斌等。所不同的是，這些人倒下后，他們的企業也隨之煙消云散。而黃光裕一手締造的國美帝國依然存在，這是一種進步，說明我們不再把企業家與企業混為一談，顯示了中國經濟制度的改良性變遷。

　　再上溯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國一直處在劇烈轉型的時代，法制和商業倫理都在建設和完善之中，那些天生具有冒險精神的草根企業家往往需要穿越現行的某些法規才能成功，這造成很多民營企業不時運行于法律的灰色地帶，具備了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說的“中國式失敗”的基因。

　　具體到黃光裕，他并不是一個“有背景”的人，起碼在這個北漂青年剛剛創業的那些日子里。后來的這張官員保護網是他自己編織的嗎？并不全是。這張關系網在黃光裕進入之初便已存在。黃光裕只不過是千方百計擠進了這張網，并利用手中的金錢和關系，更勤于織網而已。

　　有人認為，黃光裕案再次驗證了民營企業“原罪”深重的說法。對此，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會會長保育鈞表示，黃光裕案說明的不是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而是公權力的原罪，黃光裕歸根結底案發于權力配置資源的不規范環境。

　　更有評論指出 ，“原罪”之說，值得推敲：其一，中國增量改革的方式鼓勵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人去創造財富，但嚴格的準入制度、資源國有壟斷以及行政主導市場等先天環境導致民營企業家墨守成規就辦不了大事，成不了大業，這就逼迫民營企業家創造潛規則，并不惜行賄以解決制度之困。其二，因為所謂原罪的存在以及因此對私人財產構成的威脅，越是壯大的民營企業不安全感越強。因此，進入體制內是民營企業家的上上之選；其次便是重金結交高官，在獲取更多資源的同時樹起保護傘；還有若干企業尋求境外上市或投靠國企，而移民乃下下之策。

　　毋庸諱言，一些民營企業這幾年的生存環境不容樂觀，甚至有不斷惡化之虞。當前各級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權力干預企業行為、扭曲市場競爭，民營企業在資源、市場準入等方面處于不利地位。

　　當然，制度、環境不佳并不等于行賄是合理的，對黃光裕的罪行進行懲罰是必須的，否則倒下的就不是黃光裕，而是中國的商業環境。

　　但更重要的是，在懲罰黃光裕的同時，必須依法懲處全部涉案官員，必須伴隨對制度的反思，必須伴隨對官員權力的約束，并致力于消除社會環境中那些導致商業奇才淪落為階下囚的制度性因素。制度無法改良，結果將是一個黃光裕倒下去，千萬個黃光裕站起來。

　　短期內，雖然行政權力參與社會資源的配置仍不可免，但限制官商勾結卻是可以做到的；長遠計，借法治之途規范公權力運行，最終杜絕官商勾結，則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之路雖充滿曲折，卻是有希望的。（評論員 閆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