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團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一名員工墜樓死亡。這是今年以來該集團第11宗員工墜樓事件，共造成9死2重傷。新華社記者正趕往現場調查。富士康集團工會副主席陳宏方透露，25日墜樓死者名叫李海，男，湖南醴陵人，中專學歷，死亡時年僅19歲，入職富士康42天。(新華網5月25日)

　　連日來，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牽動著公眾的心，刺痛著關注者的神經，如今又發生了“十一跳”，怎不令人驚愕！

　　毋庸諱言，轉型期帶來的社會矛盾加劇，必然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各種沖突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甚至是非常過激的方式。而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博弈，如果沒有勞動者權益的伸張以及政府的約束，必然會導致勞資關系的不對等、不和諧，甚至是強烈的沖突。諸如勞動條件、報酬、勞動時間、收入增長、社會保障等勞動權利的有法不依，利益分化與訴求不暢終將導致勞資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這些共性特質決定了“11連跳”絕非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大的公共問題。

　　人們看到，深圳市各級部門對富士康接連發生的跳樓事件高度重視，強力介入，幫助富士康診斷病因何在，幫助企業解決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就如何關心和愛護員工、體現人性化管理提出具體意見。固然，這是積極的應對之舉。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在衛生部門派出心理醫生駐廠，為員工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和援助、工會派員維護企業員工合法權益，為員工排憂解難，做員工知心朋友和“娘家人”，其他職能部門也相繼介入之時，何以又發生了傷口上撒鹽的“第十一跳”？多味藥方何以止不住流血的富士康？

　　作為資方，面對接連發生的員工自殺事件，理應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走到臺前來，審視與反思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針對性地采取各種應對舉措。然而，僅僅請來高僧做法事，開通心理咨詢熱線，考慮將工人中的老鄉盡可能地安排在一起等等，是遠遠不夠的。對員工自殺解釋為“加班記錄都在一個正常范圍內，我們遵守國際電子行業最高的標準，這些工人加班都有嚴格的規定，并且在自愿的基礎上”、“富士康員工眾多，很難管理”等等，也只能是一種推諉責任的托辭。而對于此間媒體報道，“員工在生產線上挨罵”、離職員工傾訴在富士康工作“太累，太孤獨”、“跳樓一個廠方賠10萬”，以及質疑嚴苛管理、缺乏尊重和個體關懷的工作環境等等實質性問題，資方根本就沒有作出正面回應。

　　更值得關注的是，富士康在這一事件的危機公關中所表現的慢條斯理，不僅未能消除種種質疑，避免事件的再度升級，反而令其更加撲朔迷離。日前，富士康總裁郭臺銘打破沉默，稱“富士康絕對不是血汗工廠”，外界不了解真相，“現在很多事都不能說，我們都默默在做”。那么，富士康究竟在“默默”做了些什么？“現在不能說”的“很多事”到底指什么？難道要等到N跳之后再公之于眾？富士康對職工生命漠視的極限到底是多少？！

　　果斷務實應對接連發生的企業員工跳樓事件，需各方腳踏實地。從政府角度考量，不能停留于各部門進駐企業，不能流于形式做應付輿論的表面文章，應在法定職責范圍內，通過對個案的剖析，認真排查共性問題，依法拿出對策。衛生、工會、團組織和婦聯等應在深入了解每一位員工現實境況的基礎上，針對有困難和心理障礙的員工進行關懷幫助和干預治療，消除各種可能導致惡性事件的傳導性不良情緒。從長計議，政府還要持續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和企業員工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實實在在地提升他們在城市里的幸福感，將人性化制度、體面勞動與尊嚴公平融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將其視為重要政績嚴格考核。

　　對企業而言，當下富士康要積極主動協助政府部門查清事件真相，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開展應急性、針對性的心理疏導，緊急應對可能再次發生的惡性事件。在此前提下，企業要轉變經營理念，改變“眼睛朝上不朝下、見物不見人”的毛病，真正將員工的滿意度、幸福感作為重要指標，最終才能通過“勞資兩利”來化解糾結，促進勞資和諧。

　　梁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