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和制度都亟待改進

　　行政問責為何回避拆遷暴力？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鐘其認為，主要原因是：

　　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在一些地方沒有得到有效貫徹。當前，土地財政成為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甚至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經營土地”的公司化、利益化傾向。很多地方政府都有強烈的逐利沖動，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城投公司，都在搞大拆大建。地方政府與民爭利，拆遷暴力就難以避免。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缺位和地方政府行為失范的現實背景下，拆遷暴力的行政問責難以啟動。

　　制度設計存在缺失和困境。當前，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實踐探索歷程并不長久，迄今也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規，只是散見于一些規定和條例中，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以及《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等。這些規定和條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范行政問責的實踐操作，但其存在著大量問題，例如規定的問責主體和問責范圍過于狹窄、問責程序不健全等等，使得實踐中難以將之運用于暴力拆遷中的責任追究。

　　一些專家建議，未來必須進一步推進改革，逐漸在政府治理理念和制度設計以及輿論監督上下工夫，進行規范監督。鐘其提出，要加強法治建設，必須盡快廢除現行的拆遷條例，而且要改變“刑不上一把手，問責止于科級”的現象。尤其是在暴力拆遷這類事情上，如果查明的確是一把手推動的，或者一把手放任了后果的發生，一把手就必須擔責。

　　有評論指出，時刻對公民生命感到敬畏，時刻對權力來源保持清醒，這是不可逾越的公權力底線。在這樣的公權倫理下，做出強拆決策引發嚴重后果的官員，應該承擔政治責任；具體執行強拆決定不當引發嚴重后果的官員，應該承擔行政責任。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 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要求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通知規定，對于程序不合法、補償不到位、被拆遷人居住條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訂應急預案的，一律不得實施強制拆遷。因工作不力引發征地拆遷惡性事件，有關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將被追究責任。

　　在修訂新拆遷條例的討論期，各地拆遷似乎進入了“最后的瘋狂”。因此，此次國辦的通知，可以看做是在法律修訂“空檔期”的應急補缺。通知中有關“追責”的規定，也體現了中央堅決糾正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心和力度。但有了制度不被執行，依然無法終結惡性拆遷。人們期待，這一次國辦的通知能將“問責”的大棒重重地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