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監所管理局5月26日在武漢召開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時特別強調，安康醫院的收治必須符合法定程序，對有觸犯刑法行為、經鑒定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須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決定，安康醫院才得接收；所收治的必須是法定對象，“對沒有發生觸犯刑法行為的普通精神病人，安康醫院一律不得接收”。

　　這一消息被誤讀為“精神病院未經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于是乎，網民的質疑和批評紛至沓來。從網絡輿情的主要傾向性觀點來看，公安部確實有點冤。一是有的網上去除了“安康醫院”這個前提；二是網民的質疑去除了“法定對象”這個核心；三是網民反向推論出“經過警方同意就可以收治正常人”。鑒于此，公安部監所管理局當天就予以回應，這一積極的姿態和做法，無疑值得肯定。

　　但也要看到，網民的質疑雖然有誤讀在先，卻也與當前精神病人收治中的一些怪現狀有關。一方面，是不少具有社會危害的精神病人流落在外得不到醫治，這些精神病人制造的傷害案，乃至殺人案時見報端；另一方面，則是近年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個案屢有發生。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這一手段來“應對”上訪者或批評者。那些惡劣的個案中，不乏一些基層公安部門的身影。

　　保障法定的收治對象得到良好的住院治療，和保障正常人不被當作精神病人無端收治，同等重要。這兩個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對強制收治標準的規范和適用。

　　從程序上看，強制收治實則涉及兩個主要部門，一是衛生部門，二是公安部門。一個人是不是精神病人，應不應該收治，這首先是個醫學問題。不管設立何種“精神病人認定程序”，都必須承認，對病人病情的最終決定權應在醫生——而不在警察或是地方官員。如果某位地方官員或某個警方執法人員，就能對精神病人進行判定，這樣的制度肯定是不正常的。

　　在專業領域由專家說了算，這是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一大趨勢。一個人有沒有精神病，是否應該送院治療，當然應由精神病治療專家說了算。而誰是“精神病專家”又由誰來說了算，如何確保“精神病專家”都能具備良好的職業操守，這就是衛生部門的工作了。

　　當然，要注意的是，“是不是精神病”，與“該不該送醫治療”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去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另有研究數據顯示，我國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顯然，并不是所有這些精神病人都應該強制收治。

　　公安部門對符合條件的精神病人送醫強制收治負有法律責任，這種在醫學標準之外的法律標準，當屬公安部門研究和規范的對象。當然，更核心的問題并不在公安部門與衛生部門之間的協作，而在這種強制收治所關聯的利益沖突。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醫院利益都是現實的存在，隱藏在民間的龐大的等待收治者，一旦都按標準給予收治(也許用救治更準確)，誰來承擔這筆費用——當事人家庭還是政府？如果是后者，又該中央財政撥付還是地方政府自籌？

　　一個“利”字，讓《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起著手起草至今，仍無法達成共識。看來，精神病人收治遠不是公安部門和衛生部門的事，還牽涉財政、民政、地方政府乃至更多的部門。25年來暗中博弈并無結果，何不將這一難題放置于全國人大這一議政平臺上公開討論，以尋求各方妥協的可能，加快立法步伐，并終結現實中的精神病人強制收治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