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魯中晨報》6月1日報道，山東濟寧考生史進利參加江西招考警察筆試，考了第一名，接著，他莫明其妙地接到了九江市公安局的電話，稱他涉嫌詐騙已被網上通緝。事后，史進利告訴記者，如果盲目去見九江警方，必然會因為偵查時間拖延而錯過這次公務員考試政審的大好機會。據報道，設計陷阱謊報史進利詐騙的是吉安市吉州區公安分局的姚相蘭，目前他因涉嫌誣告陷害罪已被捕。據了解，姚相蘭的近親楊某(其父為原吉安市公安局副局長)在招考警察的筆試中名列第二，而“詐騙案”帶來的“政治審查”很可能讓排在第一的史進利名落孫山。

　　因為考試成績領先公安局副局長之子而被設套成逃犯，史進利的遭遇令人無語，但這類事情絕非孤例。相比被內定三甲的三亞擔保中心招考中的參考者，史進利算是幸運的，有關部門的及時介入，使其艱難地保住了進入警察隊伍的資格。不過，這起尚未形成悲劇的事件背后卻透出了嚴峻的現實，即一些“官二代”瘋狂搶奪社會資源的行為，已經成為阻礙社會選拔公平正義的一股強勢阻力。

　　不可否認，在當下的公務員考試中，少數“精英階層”正逐漸將壟斷面擴展到進入“精英群體”的資格，而突出表現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世襲化或買賣化。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公務員領域的裙帶關系現象比較嚴重，從國家一級的大機關、各政府部門，到高校、企事業單位，父子、夫妻等親屬分居上下級或同級領導崗位的現象并不鮮見，并由此發展到一些國家機關的公務員錄用上，形成了民眾眼中象征權力腐敗的“官二代”。在現實中，雖然干部選拔是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名義下進行的，但所謂的公開選拔在一些地方卻成了一些人任人唯親的遮羞布。

　　羅爾斯曾在《正義論》里提出，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平等最重要的理由在于維護“自由的公平價值”以及“公平的機會平等”。可以簡述為兩點：第一，占有多數資源的社會強勢群體要給予弱者以救濟；第二，要保證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改變命運的機會。前者無非是通過制度設計予以物質上的救濟，而后者則強調權利平等和精神慰藉。跟老百姓相比，官員的后代，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如果在這種競爭中再設置潛規則，就變成赤裸裸的權力通吃，那么，轉型中國的社會垂直流動將被截斷，后果便可想而知。

　　基層民眾廣泛參與政治，行使自己管理國家的權力，是踐行基層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保障公民政治權利的重要表現。擴大任用面，使選拔考試更趨近于公平、正義，一方面可以防止“權貴”對于社會資源的壟斷，緩解轉型期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給民眾的人生帶來機會與希望。誠如史進利所言：我唯一的心愿就是還公務員考試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考試環境，希望國家能考錄到真真正正的人才。毫無疑問，這個心愿的背后，是一個普通公民對“官二代”陰影下權力濫用的焦慮。張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