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條令，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人們習慣把它稱為“三大”條令。我軍的各種條令、條例都是軍隊建設的法規，但是，就軍隊管理和正規化建設來講，還必須是通過貫徹執行共同條令來落實。在新修訂的共同條令發布施行之際，回顧我軍共同條令80年來形成發展的歷程，對于貫徹執行新的條令，加強軍隊管理和正規化建設乃至軍隊全面建設都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

　　共同條令是我軍頒發最早、修改次數最多的條令，是全軍將士共同執行的基本法規。正確認識共同條令的性質及形成發展過程，有利于自覺貫徹執行新條令，提高依法治軍水平。

　　我軍共同條令是中央軍委頒發的軍事法規，它依據有關法律和軍隊建設的實際，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軍隊日常活動，包括建立正規的戰備、訓練、工作、生活秩序等最基本的行為規范。而且，三部條令之間互相補充、共同組合相對完整的規范體系。《內務條令》是全軍建立和維護良好的內外關系以及正規的內部秩序，履行職責，培養優良作風和進行行政管理的依據；《紀律條令》是全軍維護紀律、實施獎懲的依據；《隊列條令》是全軍隊列訓練和隊列生活的依據。共同條令不僅規范了軍人的行為模式，而且規范了軍人行為的法律后果。在眾多的軍事法規中，共同條令是具有代表性的基本法規，是保障我軍各項法規貫徹執行的法規。

　　為什么把三部條令叫做“共同條令”呢？一是因為這三部條令規定的內容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說，三部條令規范的內容都是軍人最基本的行為準則，即從一個普通老百姓轉變成合格軍人必須遵照執行的行為依據。作為一個革命軍人，允許做什么，不允許做什么；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什么，三部條令都有詳細、具體和明確的規定。二是因為三部條令的適用范圍和對象具有共同性。我軍有許多條令，分別從不同領域、不同范圍、不同內容上調整著軍隊內部的關系，如飛行條令規范航空兵的行為；艦艇條令規范艦艇部隊官兵的行為，而共同條令使用的范圍包括陸、海、空三軍和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從現役軍人到參加訓練的預備役人員，都要堅決貫徹執行。三是共同條令的組織實施不僅是軍事機關的任務，軍隊的政治機關、后勤機關和裝備機關都有責任抓好共同條令的宣傳教育和貫徹執行，做到“共同條令共同抓”。可見共同條令的影響特別大，它橫跨平時戰時，覆蓋各個軍種，規范全軍所有人員的行為。是我軍運用最廣泛，執行最經常的基本法規，是治軍的基本依據。

　　二

　　共同條令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古代軍隊，如我國早在《周禮》中就有許多關于軍隊行政管理和內務建設的規范，我國歷史上軍隊用于作戰的陣法約有70余種。春秋戰國時期的《司馬法》中就有軍人隊列動作的規定，宋朝也有類似紀律條令的《賞格·罰條》的法規，明朝的《練兵實紀》中有相當于現今內務條令的有關規定。到了清朝，軍隊已經有了《內務條例》、《簡明軍紀》、《步兵暫行操法》，其名稱和內容都接近于現今的共同條令，但共同條令的稱謂則始于近代。蘇聯紅軍創建之初，于1918年底、1919年初先后頒布了內務、紀律、隊列等條令，并稱為《共同條令》。其他國家軍隊也有類似的法規，如美軍的《軍官手冊》、《軍士手冊》、《士兵手冊》、《統一軍事司法法典》、《隊列教練和儀式》，英軍的《軍隊法令》，法軍、德軍的《紀律條令》等。

　　“兵當先嚴紀律”。早在我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就親自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提出了編制紅軍法規的立法任務。在頻繁而緊張的戰斗中，我軍領率機關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編寫了我軍第一部紀律條令，即《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條例(草案)》，于1930年10月正式頒發全軍施行。遺憾的是，這部珍貴的歷史文獻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遺失。1933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編寫和頒發了《紀律暫行條令》。這部條令僅有4章18條，其中有13條是規范獎懲的。條令深刻地指出：“軍隊紀律的要素就在于服從”，軍紀是“軍隊的命脈”。“白軍的紀律是建筑于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之上”，“我軍的紀律是建筑于工農群眾自己利益之上”。由此劃清了兩種不同性質軍隊紀律的界限，把我軍的紀律與我軍的性質和宗旨緊緊地聯系在一起。1935年，我軍在艱苦的長征途中，在與瘋狂圍追堵截的敵人戰斗中，在與張國燾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錯誤路線的斗爭中，為了嚴整部隊紀律，鞏固提高戰斗力，1935年9月，“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令》之規定，參照現在部隊的情形重新發布獎勵與懲戒條例”。這部由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簽發的《獎懲條例》，特別強調“提高紅色指戰員政治覺悟程度是提高我軍紀律的重要要素”，“要求各級首長人員耐心的不疲憊的進行政治教育”，“使每個指戰員自覺的遵守紀律”。

　　在抗日戰爭期間，我軍于1939年5月、1942年2月、1943年10月先后三次修訂和頒發《紀律條例》或《紀律條令》，對嚴明軍紀、嚴明賞罰，保證作戰任務的勝利完成發揮了重大作用。我軍歷來重視內務建設，1936年8月頒布的《中國工農紅軍暫行內務條例》，是我軍第一部內務建設的法規。這部條例對值日勤務、風紀衛兵、禮節、請假規則、軍人著裝、班長職責、行軍和宿營中的注意事項等作了具體規定。1939年5月，八路軍留守兵團制定和頒發了《內務條例》，對軍人相互關系、各種制度、各級指揮員的職責、人員調動任命手續等作了明確規定。1942年2月，在抗日戰爭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重新修改頒發了《內務條令》和《內務制度》，對部隊的生活秩序和行政管理制度作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內務條令》的頒發對加強部隊管理，維護內部團結，鞏固和發展部隊，贏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戰爭時期，我軍沒有來得及制定《隊列條令》。

　　新中國成立后，我軍從戰爭環境進入到和平建設時期，由農村進駐城市，軍隊建設進入高級階段，軍隊建設的現代化要求大力加強正規化建設。中央軍委把統一全軍的紀律和制度作為剛剛成立的軍訓部的一項重要任務。朱德總司令、聶榮臻代總長于1950年夏指示，要在幾個月內把《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編寫出來。為了編寫好我軍第一部《隊列條令》，總部還從華北軍區調來一個新裝步兵連，在北京天壇公園進行了一個月的演練，彭德懷親自審查了從單兵到連的隊列動作。當時任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親自組織三大條令的審查修改。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簽署命令，頒布全軍試行。至此，我軍共同條令的體系形成，部隊正規化建設有了基本的法規依據。

　　新中國成立后，我軍共同條令的編寫和修訂此后均系同步進行。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共修訂和頒發8次。條令的規范日趨穩定和統一，內容也日漸完善。1951年頒發的共同條令經過兩年試行之后即進行了修改，由彭德懷主持軍委會議審議后呈報毛澤東主席，毛主席逐段審閱，重要地方親自作了修改，不到一個星期就批回來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于1953年5月頒布全軍施行。

　　1957年8月頒布的共同條令，根據葉劍英元帥的調研和建議取消了禁閉處分，體現了我軍以說服教育為主，注重培養自覺紀律的精神。此后，我軍共同條令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各修訂一次。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軍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兵員成分亦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和貫徹新的軍事戰略方針，中央軍委于1990年6月、1997年10月先后兩次修訂和頒發共同條令。進入新世紀，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我軍于2003年3月對《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做了局部修改。這次經軍委胡錦濤主席簽署命令發布施行新修訂的共同條令，對三部條令又作了全面修改。新條令總結了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來我軍建設的新鮮經驗，吸取了軍事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創新發展了我軍內務建設、紀律建設和隊列生活的若干制度規定。

　　三

　　縱觀共同條令的形成和發展軌跡，足見我軍歷來十分重視條令建設。我軍幾位元帥和許多高級將領親自主持制定共同條令，組織條令試驗和演練以及貫徹執行，黨的三代領導核心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中央軍委胡錦濤主席都親自審查和簽署命令頒發過共同條令。可以說，共同條令是我軍建設豐富經驗的科學結晶，它凝結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血和全軍指戰員的智慧。共同條令是我軍法規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詳盡地規定了我軍的內務建設、紀律建設和隊列訓練的各項原則、制度和要求。共有10余萬字，內容十分豐富。它是我軍依法治軍的重要依據，是我軍治軍建軍的法典，是全軍將士的行為準則和教科書。新修訂的共同條令發布施行，必將把我軍正規化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新的階段。(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