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專家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文章。國民收入倍增，本應該是讓國民高興的事，可文章發在網上后卻招來一片罵聲。為何？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務員工資，并帶動企業等社會階層向政府部門看齊。

　　我不想罵楊志勇，但我要說，楊志勇確實出的是一個餿主意。

　　  記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各行業之間的收入有差距，但差距尚且不大。一個大學生無論進機關、進學校，還是進企業，收入差不多。可在這之后，公務員的工資待遇一路攀升，而其他行業(壟斷行業除外)員工的收入卻長期徘徊，增長緩慢。說公務員加了工資，就能帶動企業加工資，這等于是癡人說夢。

　　眼下公務員的工資待遇，實際并不低。廣州的一位人大代表說，同樣是處級，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為7000元，而退休企業員工的退休金為1700元。在調工資之前，深圳富士康的底層員工工資為900元，而深圳執法公務員的起薪為7000元,且有其他各種待遇。不久前，一個退休公務員告訴我，他所在的城市，前年給退休公務員增加的生活補貼為3000元，而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加了100多元。現在要實施倍增計劃，又率先從收入高的加起，豈不是離公平越來越遠了嗎？

　　如果我們正視現實，那就得承認現在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溫家寶總理在香港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承認這一點)，表現之一就是老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比較嚴重。老百姓對政府不滿，除了官員腐敗、作風粗暴、侵害民眾權利外，公務員與普通民眾的收入差距過于懸殊也是重要原因。假如我們要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那就應該縮小差距而不是繼續擴大差距。

　　因而，我的想法與楊志勇專家的想法相反。如果要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公務員千萬不要率先，而是要推遲一點。比如說，假設從2011年開始實施倍增計劃，不是在這一年的年頭就率先給公務員加15%(按倍增計劃，連續5年給國民增加15%的收入)的工資，而是由政府推動企業及其他行業加工資，到了年底，根據國民收入的實際增幅給公務員加工資。

　　是的，按照我的想法，應該率先增加收入的是普通百姓，是低收入群體，比如說低收入的企業員工。可能嗎？前天看《南方周末》并產生這一想法時，我也表示過懷疑。但近日《北京青年報》一篇報道堅定了我的信念。這篇報道說，深圳富士康幾天前決定，給一線員工增加30%的工資，而現在又決定從今年10月起，在此基礎上再給一線員工增加66%的工資。一個原來拿900元的作業員，可先增加到1200元，再增加到2000元。也就是說，不要5年，只要幾個月就能實現工資倍增。不是每一個企業都有條件像富士康這樣做，但富士康給我們說出了一種可能性。它至少告訴我們，很多企業是有實力給員工加工資的，只是不愿意。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其實，放在幾個月前，富士康大約也不會給員工如此大幅度地加薪，是近來所發生的事件推動著他們這樣做。只是這樣的推動方式有點血腥，有點殘酷，有點被動。政府有責任避免用這種方式去推動企業給員工加薪，當然也不是像楊志勇所說的那樣，政府“命令企業漲工資”，而是間接地推動，比如，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真正建立工資協商制度等。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