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理說，農民工在哪家企業工作，這個負責任的“家長”理應是企業工會；為了讓企業工會負起責任，地方政府理應是“大家長”。但在現實中，我們卻看到不少“化加薪于無形”、“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等傷害農民工權益的現象。顯然，不少農民工成了沒有“家長”的“孩子”。

　　6月21日，兩條與新生代農民工命運相關的新聞格外引人關注。據報道，珠三角地區加薪潮正在蔓延，但據記者調查，部分外企在加薪的同時增加了工作強度，化加薪于無形(據《國際先驅導報》)。另外，全國總工會報告稱，中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在1億人左右，其中已婚者僅占20%左右。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權益受損嚴重(據《工人日報》)。

　　盡管目前正在蔓延的這股加薪潮是在此前一系列勞資矛盾背景下出現的，但還是讓人欣喜：既說明一些企業已經意識到勞資矛盾的原因所在，也說明政府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達到了為企業員工加薪的目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企業在為員工加薪的同時，卻通過增加員工工作量變相收回加薪成本，讓加薪幾乎變成了一場秀。

　　變了味的“加薪潮”，其實是資本狡詐與強勢的真實寫照。如果企業不加薪，輕則員工流失造成用工短缺，重則可能導致罷工等極端事件。企業加薪，既是安撫員工也是順應政策更是一種道德廣告。這是資本狡詐的一面。資本強勢的一面表現在，員工要想真正獲得加薪，就要無條件服從于企業增加的工作強度，就要遵守企業制定的游戲規則。顯然，這不僅說明某些企業的虛情假意善于表演，同時也折射出普通員工在企業加薪過程中權利相當弱勢。如果企業加薪時與員工平等談判，加薪不附加其它條件，加薪之后不增加工作強度，毫無疑問，今天就不會出現“化加薪于無形”這種情況了。

　　如果企業工會在這股加薪潮中真正扮演了員工“娘家人”的角色，敢與資本進行平等博弈，用法律手段保障加薪不附加任何條件，如果地方勞動部門、工會組織切實為企業工會和職工撐腰，資本還敢玩“化加薪于無形”的游戲嗎？當企業工會屈服于資本，當某些地方為了GDP對資本另眼相看時，卑微的工人面對強勢的資本還能怎樣？

　　企業化加薪于無形，這只是新生代農民工權利弱勢的一種體現。全國總工會的報告為我們觀察新生代農民工權益提供了更寬的視野。無論是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低，還是80%農民工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問題，都說明農民工的權益保障急需改善。否則，不僅今天的農民工權益受損，而且今后農民工一系列人生問題更讓人憂慮———生育、子女上學都與農民工權益相關。

　　從權利角度觀察新生代農民工，其實他們都是需要關愛的“孩子”。今年端午節來臨之際，溫家寶總理在與新生代農民工座談時要求“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這一句溫暖之言讓無數農民工和公眾激動。的確，農民工長期為城市發展，為國家經濟走出陰霾，做出了令美國《時代》雜志驚訝的貢獻，可惜在我們的許多地方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關愛。

　　“像對待孩子一樣關愛新生代農民工”就是動員令，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都要主動承擔起關愛“孩子”的責任。不過，這里也引出一個問題：農民工究竟是誰的“孩子”？從大的方面講，農民工無疑是政府的“孩子”，但問題是，在關愛“孩子”時，必須要有更明確的指向，要明確具體的負責任的“家長”。但目前具體的“家長”是誰，似乎還不明確。

　　依理說，農民工在哪家企業工作，這個負責任的“家長”理應是企業工會；為了讓企業工會負起責任，地方政府理應是“大家長”。但在現實中，我們卻看到不少“化加薪于無形”、“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等傷害農民工權益的現象。顯然，不少農民工成了沒有“家長”的“孩子”。

　　新生代農民工究竟是誰的“孩子”？必須明確到具體部門和具體官員，并把農民工權益問題與官員政績掛鉤，讓農民工不再錢途、前途兩茫茫。(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