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6日電 蔣介石生前曾囑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開其日記，但蔣家基于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提前公開日記，第300期《鳳凰周刊》刊文介紹蔣介石1946-1955年日記，道出228事件時候部分歷史真相。

　　文章摘錄如下：

　　蔣介石生前曾囑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開其日記，但蔣家基于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提前公開日記，由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負責，在完成日記修復與微縮作業后，于2006年首度開放1917年到1945年的蔣介石日記，每年公開10本左右，預計2009年全部公開。

　　胡佛研究所于2007年公開1932年到1945年間日記后，今年原預定3月公開1946年到1955年日記，因擔心在臺灣“大選”期間，日記內容被用來政治炒作，因此延遲到7月公布。目前公布內容只作了很小部分的保留，約10%涉及家庭隱私暫不公開，通過在日記上貼條子的方式來掩飾敏感內容。不過這些保留的內容，到2025年也將全部公開。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這一波系開放自1946年到1955年的蔣介石日記手稿，就在這幾年內，蔣介石節節敗退，尤其1949年兵敗如山倒，倉遑辭廟，更被蔣介石自省為“生平最黑暗、最悲慘的一年”。到了臺灣之后，面對解放軍步步進逼，美國的棄之不理、另有圖謀，蔣介石好容易穩住了陣腳，慢慢借著國際冷戰格局走出一番局面。

　　這10年，可能是蔣介石一生最艱辛、最屈辱，甚至最辛苦的時刻；相對而言，反映蔣介石第一手感覺與認知的日記，也格外具有歷史意義。是以許多兩岸及日本學者、新聞媒體都已兼程趕到位于南加州的胡佛研究所，希望從日記中獲得更多關于“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或是孫立人事件等中國近代史謎團的解答，以求厘清中國近代史某些重要轉折點。

　　誰下的令？

　　這批最新公布的史料，內容橫跨內戰、“二二八”事件、敗退臺灣，以及國民政府遷臺之后，陸續發生的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乃至于磋商《中美協防條約》等重大事件，對臺灣政局影響重大，當時蔣介石如何看待與處置，自然引發研究旨趣。

　　其中最為學者注視的是，1947年2月28日之后，蔣介石到底下了什么決定？是否如陳水扁與親綠學者指控，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或曾命令當時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進行軍事鎮壓？

　　事實上，無需蔣介石日記出爐，臺灣學界對蔣介石在“二二八”上的責任問題早有定評。對比由日記整理，加上文稿、函電匯集，并存放于大溪檔案館的《事略稿本》，臺灣學者發現，蔣介石早在日記中記載，“此實不測之變，雖以軍隊調離臺灣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俠(編者注：陳儀字公俠)疏忽無智所致也。”

　　蔣介石1946年光復后來臺視察，極受民眾歡迎。當時蔣介石詢問陳儀，臺灣是否需加派軍隊駐守，陳儀力陳臺灣安定，無須增加駐軍及負擔。陳儀義子湯恩伯雖然反對，陳仍不改初衷。隨陳儀來臺的70軍部隊，在1946年底移防上海，再開赴山東金鄉參與內戰。

　　“二二八”事件發生后，臺灣無軍隊就地控制局面，局勢迅速惡化。是以蔣介石認定，陳儀的決策是釀生變故主因。在1946年3月1日日記中也可看到，蔣介石記載，“臺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臺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臺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但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后，正忙著部署陜北、山東等地戰事的蔣介石，并未太過關注臺灣，而是與胡宗南聯系密切，且認為“剿討延安時機已熟，不能再緩”。蔣介石直至“二二八”事件發生1周后才發覺問題嚴重，尤其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臺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臺”，蔣在3月6日日記中自承“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月多為處理臺變忙碌也”，并批評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蔣介石續批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嘆！”同時作出派兵平亂的決定，日記指出，“特派海陸軍赴臺增強兵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次日，他也召見了21師師長劉雨卿，指示對臺灣注意各點方針。

　　蔣家后人吁客觀對待

　　第21師于3月9日從基隆上岸，據目前史料，蔣介石多次親筆手諭，“不可報復”，“從寬處理”；但日記上并沒有寫，只記載臺民“畏威而不懷德”，善后工作“唯有懷柔以穩”。倒是在3月9日他第三度批評陳儀“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同時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總結，“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

　　“二二八”事件后，雖陳儀已于3月17日致電蔣介石引咎辭職，但蔣沒有同意，反而責備當時黨內相逼太急、挾意報復，只求逞快一時。原來此時蔣介石的注意力已放到延安戰役上。未料這只是空歡喜一場，延安早是一座空城。

　　4月22日，國民政府撤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省政府，以前駐美大使魏道明擔任省主席，陳儀才卸下職務，改任國民政府顧問，但蔣對他信任有加。陳誠后來行的三七五減租，也是陳儀的規劃。陳儀于1949年6月出任浙江省主席。但因陳儀指派外甥丁名楠，送信給駐守松滬杭的湯恩伯，勸其“棄暗投明、戴罪立功”，卻因湯恩伯告密，導致陳儀遭捕，經軍法審訊終結判處死刑。蔣介石于1950年6月14日批準執行，陳于當年6月18日在臺北碧潭被槍決。

　　從日記內容可知，對當時陳儀認定“二二八”事件系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要求中央派兵平亂，蔣介石不僅同意，更受到陳儀相關判斷的影響，認為“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的確要為此負一定責任。不過學者也公認，仍沒有可靠有力證據，指向蔣介石下令屠殺。

　　蔣方智怡說，過去幾年為厘清“二二八”真相，她也曾提供許多信息，很可惜沒有被扁當局使用、引用，來化解“二二八”，或呈現“二二八”的真相，未來希望史學界去除“造神”或“丑化”的兩極反應，以“公正、客觀、非政治化”的態度來看日記，重歸學術的客觀研究。

　　還原真相

　　這批日記涉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問題，一如某位臺灣學者所言，其實“二二八”的真相早就清清楚楚，“監察院”楊亮功報告也寫得明白，只是許多人不愿接受真相，故年年在找“真相”。以陳水扁為例，他指稱“二二八”事件爆發兩個多月后，蔣介石即拔擢彭孟緝為臺灣省警備司令，充分顯示蔣介石對屠殺事件知之甚詳，更對此高度肯定和支持，因此足以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

　　尤其民進黨當局支持下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竟然還指稱，“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半山”(在大陸發展就學的臺灣人)理應擔任國府與臺灣之間橋梁，卻大多扮演國府的附庸角色，因此也應負部分責任。

　　但是一如學者強調，追究政治責任是歷史研究重要一環，但歷史是要明確呈現而非判斷，不宜用“元兇”等情緒化字眼。尤其“二二八”是歷史大環境造成，事件起因復雜，開端是因取締私煙的手法不當，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文化沖突、語言隔閡、民變反抗，致使國民黨采取強勢鎮壓手段，不討論日本統治50年對臺灣的影響、大陸發展的狀況及陳儀的政策，從多方面去看待歷史，就無從客觀。使用形容有計劃性屠殺的“元兇”兩個字指控，更太過于情緒化。

　　如果說在政治上蔣介石有責任，沒什么人會反對，但從同意派兵直接等同于發動支持“二二八”事件，打著最大責任者就等于“元兇”的招牌，陳水扁與一群“獨派”學者如此簡化、呆板的推論，只是政治操作、指鹿為馬，為諸多去蔣化、仇恨、挑撥族群的作為做理論基礎。既然有了結論再找佐證，有沒有日記其實無足輕重。

　　另一方面，這批在中國近代史上別具意義的資料，最后還是留在美國研究機構手中。如張學良與李宗仁的回憶錄，均由哥倫比亞大學以口述歷史方式整理后發表。屬于中國的重要歷史遺產遲遲無法回到中國，難免讓海峽兩岸中國人都感到有些缺憾。

　　蔣家當初附注，期盼未來條件成熟，或成立公正、客觀、專業的圖書館，好讓這些文件能夠永久保存于中國的土地上。如何實現蔣家的夢想，無疑是政黨輪替后的馬英九當局應當深思的問題。(作者：楊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