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7日電 李安給人的印象，溫文和煦。但他走過的成長路，顛簸崎嶇。臺灣《天下》雜志7月號刊登李安專訪，“千山萬水走過”的他深刻地體驗到： 真誠地面對自己，愈艱困愈要追尋本心。真誠地面對人性，就算遺憾也令人感動。

　　以下是訪談摘要：

　　五月初的紐約街頭，春寒料峭。電影導演李安從一個午餐會議，匆匆趕回紐約大學附近的Focus公司辦公室。新片“Taking Woodstock”正緊鑼密鼓地展開，這已經是李安今天第四個行程了。

　　他的臉上略有倦意，卻非常認真、專注地回答每一個問題。要換到另一間辦公室續談，看訪客忙亂地收拾一堆器材，李安很自然地幫忙拿起好幾樣，兩手滿滿地一路爬樓梯過走道。臨行前，請李安簽書，他慎重地說，這要用黑色簽字筆。寫好后，正要闔上書頁，想了想，又再拿回來，添了“保重！”。遞出書，拍拍訪客的肩膀，笑容中帶著鼓勵，“跑這趟辛苦了。”

　　“我希望自己是個nice guy，”被問到他最重要的人格特質時，李安笑著說，有點不好意思。在許多人的印象里，這一款質樸真誠、李安式的笑容，揮之不去，十分難忘。

　　不管是李安的人，還是他的電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誠。

　　“真誠地面對人性……真誠地面對自己，”兩小時的訪談里，李安一再強調，用他溫和卻堅定的語氣，“你勇敢，愿意真誠面對，會開拓出很多空間、很多思路。當在做這樣的開放時，那個能量會影響到你的觀眾，他會跟著進來。”

　　人生的春夏秋冬都經過，李安對人性的諸多面相，有刻骨銘心的體驗。

　　因家庭的遷徙，小學起就經歷文化沖擊，在外省中原文化和日式本省文化間尋求平衡。自小是家中最受寵愛與期待的長子，卻連續兩次大學聯考落榜，無顏面對擔任高中校長的父親。在藝專找到舞臺與信心，一路擔任男主角，還曾獲大專話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赴美留學時，卻因語言問題，只能演啞劇或小配角。專心朝電影導演發展后，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表現方式，畢業作在紐約大學影展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當場要與他簽約，沒想到在美國一留六年，一部片子也拍不成。

　　戲里戲外兩個李安

　　眾人無法想象，三十好幾、有妻有子的男子，如何能熬過六年失業在家的日子，而不認賠殺出。李安卻說，“這是我要做、是我愛做的事情，毫無反悔。我不會說這把我撒錯地方，我后悔，從來不會。”

　　找到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夢想，不斷學習成長，這個小學生都會作文的基本道理，卻極少人能像李安一樣，用全部的生命來孤注一擲。這樣的篤定，來自真誠的面對自己。“我一直知道我要什么，其實很簡單，就是一部接一部拍，然后適應，然后從生命里面學習。”

　　從生命里學到的深刻功課，李安直接、間接地透過銀幕傳達出去，觸動觀眾內心深處相同的情感。“拍電影是很真切的體驗，里面有我許多掙扎，”李安曾說。許多看過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的觀眾表示，這些電影，幫助他們面對與家人間的復雜情緒，有愛與勇氣進行對話與溝通。

　　也因為高峰、低谷間來回擺蕩過，李安看人性的掙扎，有著很大的同情。“我大概很合適跑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這跟同情心有關。同情心不是可憐，是相同感情的意思。”他厭惡權威、厭惡用集體的、制式的、是非黑白的模子去簡化、判斷人性，“或者用一個很簡化、符號性的東西去凝聚力量。有那種力量，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打散，把它解構掉，”李安表示，解構之后，透過檢討、溝通，“彼此了解，就不會那么劍拔弩張。”

　　因此，李安的電影，經常采取違反常規的角度：從南軍的角度看南北戰爭(與魔鬼共騎)、剖析“超級英雄”的父子情結與心理創傷(綠巨人浩克)、從恐懼的角度塑造漢奸(色，戒)、大俠也在倫理與欲望間掙扎(臥虎藏龍)。

　　很難想象，這么一位處理復雜議題，直指人性深處的大導演，面對現實生活，卻束手無策，“很容易被騙，”說起因人老實、臉皮薄，不會拒絕人，而有無數被騙的經驗，李安笑著說自己是“不太有用那么一個人。”

　　但一進入電影世界，李安卻是千軍萬馬，指揮若定。他和在英國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的埃瑪.湯普遜，合作英國文學片“理性與感性”，贏得她的尊敬；他導演安妮.普洛的“斷背山”，讓這位以深刻描寫美國西部文化著稱的作家，極度推崇；他和武打片大師袁和平合作“臥虎藏龍”，拍出意韻深遠的武俠片。

　　戲里戲外，怎么有這么大的差別？

　　答案還是回到李安的本心──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電影上，電影之外，他不浪費心力，“人就會松散、不專心，就會space out，注意力不集中，”李安解釋說。

　　求真求準不妥協

　　電影世界里的李安，要求精準，不輕易妥協。是不是nice guy已經不重要，而是要領著武林高手，精準地傳達復雜深刻的人性。

　　他不但要求演員情感表達的細致深刻，就連最小的道具、布景都不放過。作家龍應臺曾經為文贊嘆過李安拍“色，戒”“以‘人類學家’的求證精神和‘歷史學家’的精準態度去‘落實’張愛玲的小說”。文章中提及，戲里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輪車的牌照和上面的號碼。街上兩排法國梧桐是一棵一棵種下去的，還特別訂做了一部真的電車。

　　這種求真、求準的精神，極度磨人。經常在挑戰工作人員的極限，但也激出了驚人的成長與超越。

　　《十年一覺電影夢》里，李安生動地描寫他和人稱“八爺”的袁和平，如何“相互刺激，天天就這樣折騰”。李安要求編招時要“把角色個性融入動作”，“打斗中得有故事，不能干打”。李安的許多要求，常讓袁和平做得礙手礙腳，長吁短嘆，一些動作無法做到也很沮喪。但整個武術班底仍不斷實驗，拚命嘗試，激發出很多新做法，終于拍出經典的竹林追打戲，達到李安要求的“打出一種‘意境’”。

　　不過，還是經常有用盡力氣，還做不出來的情況。袁和平最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電影是遺憾的藝術。”

　　何只電影，對李安而言，人生本來就有太多無可奈何的遺憾。“人盡力了，還委屈。人盡了力量，事情還不行。”是最令李安感動的。因此，他電影里的很多主角，像李慕白(臥虎藏龍)和王佳芝(色，戒)，都很賣力。但因內在、外在的種種因素，事情做不成。但他們都盡力了，甚至付出自己的性命。

　　帶著悲憫的眼光看這一幕幕，李安以愛作為最后的救贖。戲的末尾，玉嬌龍拼了命為李慕白找解藥、易先生坐在王佳芝的床上流淚，“(愛的)本質可能是一團霧，摸不清楚。可是你的需求、當你感受到的時候，那是很人性的感覺，這個我是很肯定的，也一直是我不會放棄的，”李安說。

　　導戲，更導演人生

　　李安導演的，不只是戲，而是人生。引領觀眾走進人性的細致幽微之處，李安具有一種獨特的穿透力，可以進出東西文化、古今題材、性別角色、電影片型……。

　　“我的出身老是在漂泊，我們外省人到臺灣，適應這里，然后到美國又適應美國……我游走過很多的地方，在中間發現很多東西，”李安強調，歷史為臺灣帶來多元文化的沃土，是很寶貴的資產及優勢，千萬不要輕易拋棄，“文化這種東西，要維護很困難，要不爽把它丟掉，很快，一斷層就沒有了。”

　　因此，李安有很強烈的使命感。身為歷史交接的這一代，“我覺得我有責任，要留下一些東西，”

　　李安希望透過電影，為下一代留下可以回溯歷史的影像。更希望透過電影探討的議題，促進溝通。

　　“人要做深層的溝通，才會感覺到愛，”李安強調，“電影應該是一個provocation(刺激)，不是一個statement(宣言)。真正好的電影，是一個刺激想象跟情感的東西，刺激大家討論。”

　　李安說話，和他的電影一樣，引人深思又有撫慰的力量。然而，再精采的戲，終有散場的時候。帶著意猶未盡的遺憾，訪談不得不結束。

　　李安笑著說再見，招牌的酒窩更深了。其實，這不是酒窩，而是小時候被狗咬留下的傷疤。

　　如果電影是遺憾的藝術，那現實人生應是面對遺憾的藝術。真誠的笑容，能讓傷痕變酒窩。真誠地面對人性，就讓遺憾還諸天地。(蘇育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