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山的永別：1949年12月

　　1949年最后一個月，蔣氏人在成都。聞知重慶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楊子惠已于下午到銅梁如此重慶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時之心緒其悲傷與依依難舍之情景無異也”(1949-12-1) 。

　　12月4日，蔣氏還在日記里考慮“遷都”位于四川省西南邊陲的西昌，但因瀘州失陷，兩天后(6日)他即斷定西昌絕不能作政府駐地；又說定海較穩，所以12月7日發表政府遷臺北的聲明。此時蔣氏可能已經有點亂了方寸，但遷臺的最后決定確是攸關整個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轉折點。

　　12月9、10兩天是非常關鍵的兩天，蔣氏還留待成都觀望局勢，一度還打算去昆明，幸好沒去，因為云南省主席盧漢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難怪前幾天蔣日記里提及要見盧漢，盧卻一直避不見面，推說在戒煙身體不適)，隨即扣押了剛飛抵昆明的張群，同時發出通緝令要各地“活捉蔣匪”(蔣氏在日記里以“軍”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蔣氏險險逃過盧漢的追捕飛往臺北，從此終其一生再也沒有回過大陸了。

　　蔣氏是12月10號由成都飛臺北的，但10號日記里竟不見提及詳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錄”里才看見“接十日記事”，這是蔣氏寫日記少有之現象，也可見那兩天有多匆忙緊張。

　　他在16日反省錄中詳述經過：文武人員都要求他盡快離開成都飛臺灣，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為的是胡宗南的部隊尚未如期集中，他認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護胡的部隊一天；不料盧漢叛變，而四川省主席鄧錫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雙雙“避不晤面”(其實也是投降起義了) ，他對胡的掩護作用已失，乃決定回臺處理政府遷臺的要務。

　　“午餐后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二十半到臺北與辭(缺“修”字，應是陳誠) 入同車入草廬回寓空氣輕清(？)環境清靜與成都晦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矣廿四時前就寢”(1949-12-16上星期反省錄)。蔣氏日記中多半會在最后記下一筆幾時就寢，通常是10點30分左右，12月10日這天太過漫長，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夢魘

　　1936年12月12日，蔣氏在西安遭張學良“兵諫”扣押，故12日的日記不忘提及此事：“本日為西安蒙難第十三年紀念日時時追想當時危難險惡情形則感今日亡命臺灣猶得自由生活殊覺自慰故頻謝天父與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

　　緊接著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錄”，就是進行自我檢討：“愧對大事只顧目前問題之解決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頑不靈粗忽大意竟至一敗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點亦即所以功敗垂成之由來也”(1949-12-16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

　　對于盧漢、龍云的“叛變“，蔣氏得此結論：“邊區之人善變多疑而況于苗夷盧龍乎(盧漢是彝族人) …更覺凡是政治與外交絕無信義更無情感可言只有實力與強權方是政治與外交之本質也”(同上) 。

　　有一晚他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夢，詳記在日記中 ：“昨晚冬至夜得夢在新建未漆之樓梯努力掙扎扒上梯頂時已力竭氣衰而醒若此為預兆則前途雖艱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949-12-23 ) 。把夢寫到日記里，可見他相信這是一個預兆。

　　年底檢討，這次不得不怪罪愛將胡宗南了：“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瓊島之故澈底失敗而絕望矣”(同上) 。

　　圣誕節，官邸布置起圣誕樹，孫輩來玩、交換禮物，日記中出現難得的溫馨畫面，不免提及妻子還滯美不歸的落寞心情。

　　彭孟緝與“二二八”

　　局勢一日數變、一夕數驚的風云變幻的一年到了終點，蔣氏寫下一份長長的“反省錄”：“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茲略述其最感苦痛而悔之已晚者數則以志其不可補償之罪愆耳”，共計九點，觀其內容其實反省不多，而更近于一年大事記。其次是“本年最感苦悶而不易處理事”，提到的是軍官、軍屬、軍紀的問題，其中第四點最有意思：蔣氏慨嘆軍紀之壞、官兵之亂，“匪探”夾雜混入其間，以三教九流的行業作為掩飾，以致基隆臺北有不可收拾之情況。

　　接下來他表揚陳誠和保安司令彭孟緝兩人在如此狀況下起的安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回頭肯定彭孟緝在“二二八時期”的表現，大為贊賞，認為是難得的將才，當培養他擔負重任：“…四、軍紀之壞官兵之亂…當時如非辭修負責主政積極清除則比之于卅六年二二八案件更為險惡也而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實非淺鮮孟緝對臺灣之安定其一為二二八時期其二即為本月混亂時期其毅然挺起xx(小字不清)掃蕩廓清之決心與行動實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實為難得之將才要當培植有方使之不驕不矜堪負第三期國民革命重任之準備也”(民國卅八年反省錄) 。

　　對手下如此毫不保留的褒獎之詞，在蔣氏日記中，尤其是戰敗的年代里，委實罕見；可見蔣氏對彭孟緝的表現──包括其對二二八的處理行動之高度肯定了。

　　痛定思痛：1950年元月

　　1950年元旦，蔣氏在日月潭，開年第一篇日記“提要”之下依然是“雪恥”兩字，接下去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后種種譬如今日生”(1950-1-1) 。

　　“經兒”帶了一部平劇(京戲) 電影來家給老父觀賞，蔣氏竟然拒看，在日記中解釋原委：“余平生愛觀平劇以解憂悶彼不知余私自立愿如不收復北平此生不再觀平劇矣故昨晚彼借平劇之電影來家邀觀余以為此雖電影仍系平劇故亦卻之但恐彼亦不知其故以耳”(1950-1-10) 。立下志愿不收復北平終生不再看平劇，不知道他后來改變主意沒有？

　　1月11日的日記中夾剪報報導蔣夫人(宋美齡)在美發表“臨別廣播”，可見宋美齡終于要回來了。果然，1月13日到桃園機場迎接夫人，對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回國共患難”的行動顯然很感激(1950-1-14 上星期反省錄)。

　　可是他的心情并未好轉，對美國務卿艾奇遜尤為感冒， 13日的日記忽然指控艾氏“私通俄國出賣中國”，后又控訴“艾其遜譏刺余為一離棄大陸逃避海島之難民而已”，“此時內外環境實為最黑暗中之黑暗但此心毫不為所動乃認為黎明前之黑暗也” (1950-1-18) 。

　　1月21日，日記頁右框外八個大字：“下野至今正一年矣”。其實一年來他無一日不在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主持軍政大局。

　　1月24日的日記是一連串數落手下：陳誠不肯任“國防部長”；閻錫山把政府癱瘓現狀的責任推給蔣氏；李宗仁托病滯美不歸偏又不肯辭卸“代總統”名義；而他認為該為大陸淪亡負全責的白崇禧，則在臺灣向他不斷“勒索圖賴”；“內訌外侮，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只有相信上帝不致拋棄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