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6日電 香港《明報》9月26日發表趙耀華撰寫的文章《金融海嘯與美式官商勾結》說，對美國金融海嘯成因的討論，金融業過度放任、投資銀行家的收入取決于公司短期表現、貨幣政策過于寬松，這些原因坊間已有不少討論，在這里我想討論一個比較少人提及的原因，那就是商業利益對政府的巨大影響。

　　文章摘錄如下：

　　這首先表現在官員的任命上面，美國政府往往從商界中選拔官員，這些人才又經常游走于官場與商場之間，甚少受到監管。現任財政部長保爾森和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1998年處理金融危機的救市三雄中的一個——在上任前都是投資銀行高盛的領軍人物。這種任命制度的好處是用人唯才，害處則是任命官員本能地傾向于維護自己原來界別的利益，甚至出現有意的利益輸送。

　　保爾森在2006年才離開高盛，親身經歷金融海嘯成長的他，應該知道弊端所在，但由于他又是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之一，很難要求今天的他打倒昨天的他。保爾森向國會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中，對同時如何加強管制，以及對銀行家的缺德行為作出懲罰，就只字不提。他不但要求在實際執行任務中有絕對的權利，而且同時要求在事后有不受法院和行政機關追究的特權，這種要求出自民主國家公仆之口，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魯賓的經歷也是可圈可點。美國自1980年代起便逐步解除對金融業的管制， 1999年魯賓游說國會通過的“金融現代化”法案，則更影響深遠。這個法案取消了1930年代便建立起來的防火墻，從此商業銀行可同時經營投資銀行的業務，讓尾大不掉的超級金融機構得以產生；法案又規定同一機構的不同業務歸不同的監管機關監管，造成漏洞，埋下了金融海嘯的伏筆。但更有趣的是，當法案通過之后一個星期，花旗集團(Citigroup)便宣布委任魯賓加盟，成為該集團最高三巨頭之一。

　　不要以為花旗集團僅僅是這個法案的眾多受益者之一，法案對它的宏圖偉業可說至關重要。花旗集團作為1930年代大蕭條之后最大型的金融機構，法案通過前不久才由花旗公司(Citicorp)與旅行者集團(Travelers Group)合并而成，但是由于兩者業務不同，合并存在灰色地帶，僅僅因獲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的有期限的特許才得以進行。“金融現代化”法案通過了，它們的合并地位才真正有保障。

　　魯賓一面游說通過法案，另一面談判加盟花旗集團，卻不抵觸任何法規守則，可見美國對離職官員的規管寬松到何等程度。這里無意指摘魯賓利益輸送，但是既然美國標榜資本主義是建基在人性是自私的假設上面，那么就應該有防止利益輸送的機制，而不應假設官員會自律。

　　在美國競選公職需要大量的經費，工商界無不通過政治捐獻來影響政府政策。在這次總統選舉中，奧巴馬就得到來自金融界的捐款2250萬美元，麥凱恩則得到1960萬美元。雞髀打人牙骱軟，不管他們誰人當選，要真正加強規管金融界都是件不容易落實的事情。有鑒于此，最近就有好些人提出要求，禁止金融界進行游說活動和政治捐款。學者、克林頓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奇(Robert Reich)就要求把這個條款加到那個7000億元救市方案里。

　　當然，商業利益對政府的巨大影響無處不在，并不限于金融政策方面。在克林頓時期任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的威廉‧肯納德的回憶就很有意思。作為大眾傳媒的監管者，肯納德一上任便找來他的前任請教學習。前任主席知道原委后，馬上讓他不要存有幻想：“你一定要理解到，作為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你的本份是做好大財團之間比賽的裁判員……成功之道在于：你今天給這個游說集團好處，下周最好也給它的對手好處……”由此觀之，在美國當個有錢人或者高官真是個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