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27日發表卓南生撰寫的文章指出，可以這么說，在眾議院大選之前，麻生不可能在外交問題上有任何新動作。至于大選之后麻生外交政策之走向，老實說，就連麻生本人也還無暇認真思考外交。因為，屆時自民黨能否保住江山還是一個問號，此刻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探討，似乎為時過早。

　　文章摘錄如下：

　　“自民黨總裁爭奪戰”的演出已告閉幕。按照原定政治劇本的安排，麻生太郎攀上了自民黨黨總裁的寶座，并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日本的新首相。至于12天來與麻生同乘一輛競選宣傳車四處演說(有日本媒體稱之為“吳越同舟”)、陪演陪唱的四名男女老少候選人，也各有所獲(要名的出名，要“大臣”職的得“大臣”職)，高高興興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和使命。

　　之所以要穿插這幕“五名候選人混戰劇”，最大的目的無非是要轉移國民對安倍、福田兩任首相中途拋下重擔、知難而逃的視線。因為，按照常理，福田緊隨安倍自我宣布放棄首相職務，憤怒的民眾與輿論必然會將矛頭指向自民黨。而作為一連推出兩名“不負責任”與“無能”首相的自民黨則除了低聲下氣，忙著向國民表示“道歉”之外，實在看不出有什么法寶可以挽回民眾對自民黨當政能力的信心，更惶論提前舉行大選，面對選民的民意審判。

　　不過，說也奇怪，在“劇場國家”日本社會里，盡管大家知道“五人混戰劇”只是自民黨人為轉移國民視線的一個花招，但一旦總裁競選鈴聲一響，再加上大眾傳媒敲鑼打鼓的助陣，人們的注意力就會被吸引到五名粉墨登場的候選人身上。正是在五名候選人真真假假的爭吵聲中，健忘的選民早已忘記了他們是那“不負責任”與“無能”執政黨的代表或化身。也正是在他們一面爭論得面紅耳赤，一面又手牽手，強調共同的敵人是在野的反對黨民主黨的競選宣傳戰中，麻生在五人當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成為最有人氣的當然領袖。自民黨的如意算盤是，趁著大眾傳媒大事渲染麻生人氣的大好時機，來個閃電大選，奪取眾議院的議席。

　　對于自民黨的上述戰術與把戲，明眼人當然不難察覺。一名熟悉日本政治與傳媒相互關系的學者便以某個電視臺的政治新聞報道為例，指出在前后僅11分鐘的節目中，有關自民黨總裁的消息就占9分鐘，而最大的反對黨民主黨的新聞只有1分鐘10秒。換句話說，通過總裁寶座的爭奪劇，自民黨人在實際上已比其他政黨捷足先登上眾議院選舉的群眾大會講壇展開競選演說，并近乎壟斷地占有媒體的曝光率。

　　也許是因為劇情過于簡單與平淡，日本各傳媒在總裁混戰劇的尾聲，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內定首相麻生新內閣的人事安排及何時宣布解散國會等問題上。《朝日新聞》在自民黨總裁誕生四天前的9月18日，更于頭版頭條刊登了如下的獨家新聞：自民黨與公明黨兩執政黨已同意于10月3日解散眾議院，并在10月26日舉行大選。

　　新首相還未走馬上任，國會解散的日期卻早已敲定(當然，由于大選日期過早曝光，麻生可能會另擇時辰舉行)，這當然是十分不尋常的事。因為，這意味著，麻生一上臺，除了組閣之外，最重要的任務，或者說最優先處理的大事便是選擇最佳時刻，宣布解散國會，并領導自民黨與福田康夫一見就逃的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決戰。麻生十分清楚，如果他不能在這場戰斗中獲勝，也許他就將成為“超短命的首相”。自民黨諸多大派閥領袖這回之所以躲躲閃閃，不愿出來角逐黨總裁，原因也在于此。

　　那么，在這日本內外危機重重、自民黨朝不保夕的非常時刻，麻生為什么還躍躍欲試，自民黨人及替麻生抬轎的一部分媒體又以什么來制造麻生的所謂人氣呢？仔細分析，不外是如下兩點：

　　其一是正如安倍和福田一樣，麻生也是世襲議員，而且還是豪門出身。麻生的父親麻生太賀吉是眾議院議員、外祖父是戰后的名宰相吉田茂，岳父是前首相鈴木善幸，而高外祖父則為明治時代的首任內務大臣大久保利通。至于麻生的家族實業，則始自開采礦山和煤炭，并已形成包括建筑行業、醫療健康事業、教育事業等擁有64間商社財力雄厚的“麻生財閥”。

　　其二是麻生太郎口快心直，肯說、敢說心里話，愛看“公仔書”(即日本的漫畫圖書)，是“漫畫迷”，與廣大民眾有共同的興趣，容易相互溝通和引起共鳴。

　　然而，針對這兩點，其實也有不同的解讀。首先是，豪門出身的麻生太郎高高在上，不但不了解民間的疾苦，而且對弱者存有明顯的優越感。他愛直呼民眾為“下下之民”而引起反感是一個例子；他曾經以部落民出身為理由，反對前自民黨干事長野中廣務參加黨總裁競選而與后者結下恩怨是另一個例子。至于麻生家族擁有的麻生礦業公司在戰爭期間，不僅曾征用朝鮮殖民地人民從事艱辛的勞動，還曾涉嫌強迫澳大利亞、英國和荷蘭的俘虜當苦役，形象惡劣。

　　其次是，所謂口快心直，有不少情況其實是口無遮攔、信口開河的體現。麻生不顧事實，說什么戰前韓國人“創氏改名”系出自自愿而引起韓國輿論界的嘩然，就是佳例。足見所謂麻生的“失言癖”，贊之不得。

　　在外交問題上，麻生曾是主張圍堵中國，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的積極倡導者。可以想見，在麻生的內心世界里，他并未放棄這出自意識形態的冷戰思維的“價值觀外交”。

　　他在擔任外相期間未因“失言”而被摘下烏紗帽，并不等于他攀上首相寶座后不會因為他的“大嘴巴”而出差錯。不少日本政壇人士對他擔任首相之資質表示懷疑，道理就在這里。

　　不過，對于麻生來說，外交不是他的當務之急，相信他不會在這時刻節外生枝，與中韓兩國分庭抗禮。這與其說是麻生已經意識到中日、日韓共生的重要性，不如說是迫于國內政壇的當前形勢。試想想，就連自己的寶座究竟能做到幾時都不知曉，“大嘴巴”麻生怎敢胡亂開口？

　　可以這么說，在眾議院大選之前，麻生不可能在外交問題上有任何新動作。至于大選之后麻生外交政策之走向，老實說，就連麻生本人也還無暇認真思考外交。因為，屆時自民黨能否保住江山還是一個問號，此刻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探討，似乎為時過早。